调解员在进行现场调解。 记者 王鹏 摄

　　近日，陈女士拿到了医院数十万元的赔偿，这比她最初要求的赔偿金额几乎翻了一倍。她的父亲于2012年因摔伤头部入院抢救，却因为没带医保卡耽误了治疗时间，不幸去世。

　　她感慨地说：“原本以为宁波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会帮着医院说话，自己得不到公正的赔偿，结果却正好相反，恰恰是他们帮我维了权。”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医疗纠纷“宁波解法”，通过引入独立公正的第三方理赔和调解机制，既帮老百姓维了权，也有效遏制了“医闹”的恶劣风气，为建设和谐医患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记者 鲍云洁 通讯员 童峰 

　　家属感叹“这个理赔中心有点不一样”

　　陈女士的父亲在摔伤头痛半小时后就被急救车送进医院，医院却因为陈女士在匆忙中忘带医保卡而仅采取吸氧、心电监护处理，等她取回医保卡后才开始抢救，延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悲痛不已的陈女士认为医院对父亲的突然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找到院方领导，要求赔偿。院方倒也没有推卸责任，不过表示要按照医学会的鉴定结果合理赔偿。

　　和医院同属医疗系统的医学会怎会给出公正的结果？陈女士心存怀疑。加上亲友们也告诉她“医院出事情一向是大闹大赔，不闹不赔”，悲愤不已的陈女士便喊来３０多位亲属，在医院里停尸闹丧。

　　接到医院的报案后，理赔中心查勘一部负责人牟德宏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医院，安慰劝解长达１０多个小时。针对陈女士怀疑医学会公正性的疑虑，牟德宏举了很多通过鉴定成功索赔的案例，终于初步打消她的疑虑。

　　深夜，陈女士终于答应将父亲的尸体送入太平间。

　　接下来的索赔经过，更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原本以为代表院方出面的理赔人员竟然处处为她着想：考虑到她和母亲均无固定收入，父亲去世后家庭更加困难，越早拿到赔款越好，理赔中心特地请市卫生局医政处负责协调，“插队”提早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鉴定结果为医院对她父亲的死亡负主要责任。

　　陈女士很感动，对牟德宏的信任感也油然而生。虽然亲友们极力建议她进行法律诉讼，以确保获得更多赔偿，她仍决定接受理赔中心的调解，通过协商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她拿到了比自己最初向院方要求金额高了几乎一倍的赔偿金。

　　感慨万分的陈女士对牟德宏说：你们这个理赔中心，和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医患纠纷调解成功率高达92.9％

　　宁波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确实和普通的保险理赔中心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机构。 

　　理解理赔中心的公益性质，先要来看一个大背景：２００８年以前，宁波市的医疗纠纷发生数量日趋增多，矛盾冲突更加突出，因为没有独立的第三方机构，遇到医疗纠纷往往是院方和患者面对面，打砸医院和伤害医务人员事件时有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医患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时任宁波市中医院书记兼副院长的茅永斌回忆，“２０００年以后，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会儿医院一有医疗纠纷发生，我就赶紧给老婆打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准备不回来了！”

　　面对医疗纠纷“私了”、“官了”、“官司了”都“难了”的情况，２００８年３月，宁波市以“市长令”的形式，颁布实施《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多部门协调、第三方介入”，将理赔处理机制和人民调解机制同时引入纠纷处置过程，在保障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遏制国有资产流失、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业内外高度认可，被誉为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２年３月，宁波市进一步推出《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成为全国首部关于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的地方性法规。

　　根据《暂行办法》和《条例》，２００８年，人保财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中国人寿、长安保险等５家保险公司组成宁波市政策性医疗责任保险共同体（简称“共保体”），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作为“共保体”下属单位，负责医疗纠纷理赔事宜。各家医院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当医院出现医疗纠纷时，一万元以内医院可自行协商处理，超过一万元则必须通过理赔中心解决。

　　同时，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设置专家库，负责人民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它和理赔中心配合互补，共同组成了“宁波解法”的两大核心。

　　“宁波解法”有没有成为医患关系的“润滑剂”？这要用数据来“说话”：

　　从２００８年至今，宁波市各医调会共受理医疗纠纷３９１７起，调处成功３６３８起，调解成功率达９２．９％；与此同时，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累计受理医患纠纷案件４６６４件，目前仍在协商的案件为６４６件，全程参与并妥善解决的案件为４０１８件。在这些受理案件中，患方停尸闹事的案件已经从２００８年的６０起减少到２０１３年的６起，公安部门强制移尸的案件已经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３起减少到２０１３年的１起。

　　很多医疗纠纷是因沟通不到位引起

　　“不乱赔，不惜赔，本着这两个原则，我们的工作既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也得到了医院的肯定。”理赔处理中心主任杨信云告诉记者，“通过我们的工作，不仅市区所有的公立医院都在主管部门要求下参保，民营医院也纷纷打报告主动要求加入，经过评估审核，目前已经有宁波第五医院、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医院、宁波明州医院、宁波市镇海二院和慈溪市协和医院六家民营医院参保，医责险保费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８３７万元逐步递增到２０１３年的４０００万元，累计承担风险保额２１亿多元。”

　　同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仅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老娘舅”，也是医生们的“知心人”。

　　从医院的领导岗位退休后，茅永斌成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名调解员，经常和他搭档调解纠纷的，是从中级法院领导岗位上退休的孙泓义。丰富的从医经验和对法律的精通，让这对“黄金搭档”在处理医疗纠纷时非常专业，往往几句话就让对方心服口服。再加上他们背后还有一个４００多位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团，对医疗事故的评估非常专业。  

　　曾有一位６７岁的舟山老伯，因为甲状腺癌到我市一家三甲医院动手术，医生切开后发现肿瘤已和气管、血管和神经粘牢，手术难度很大。为保险起见，医生没有继续动手术，而是重新将伤口缝合，并建议他放化疗治疗，或者到医术更高的浙医大去试一试。老伯最终在浙医大成功做了手术。身体康复后，他觉得自己在宁波白白挨了一刀，便到医院讨说法，院方表示愿意按规定将６７００元的手术费退还，但老伯觉得医院这么不尽责，应该把所有的费用都退还，便又找到医调会。茅永斌听了事情的经过，便很客观地对他说：“你遇到的这位医生人品很好，他不怕丢面子，而是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承认自己技术不精而中途结束了手术，这是挺勇敢的事情。如果你碰到‘黄豆汤’（宁波方言指傲慢自大的人）医生，胆大心不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手术给做了，说不定当时你就下不了手术台了。再说开刀本身就有风险，手术前你肯定也是了解并签了字的。”

　　老伯听了茅永斌的话，一腔怒气立刻化为乌有，当场表示就连那６７００元手术费也不去讨了，开开心心地回了家。

　　“医学是一门专业而精深的学问，没有哪个医生会故意把自己的病人治坏，很多医疗纠纷都是因为沟通、解释不到位引起的，这点我在中医院工作时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茅永斌很认真地对记者说，“在我调解过的近４００起案件中，有２％是属于医院完全没有过错的，还有１０％左右是患者过度维权的，退休后能够有机会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为医患双方服务，那我自然要好好承担起这个沟通和传播的责任。”

　　●专家解读

　　“宁波解法”设计过程

　　市卫生局工会副主席、信访室负责人徐伟民是“宁波解法”的发起人之一，他这样阐述当初对第三方理赔和调解机制的设计过程：

　　“要缓解医患纠纷，首先要解决医患面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第三方代理机构。当时调研组也考察过北京、上海等城市，发现通过保险机构这个第三方理赔是个不错的办法。于是我们就在汲取其他城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医责险‘共保体’，下设理赔处理中心，并通过制度设计，为之增添了宁波特色———确保其公益性。因为只有不盈利，才能真正地做到独立和公正。”

　　“虽然是公益性机构，但因为保费从医院收取，理赔中心只能算是‘准第三方’。怎样才能获得老百姓完完全全的信任？设置一个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十分必要。于是，一个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办公经费来自财政拨款的机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应运而生。”

　　有了这两大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发生医疗纠纷时老百姓维权就有了多种渠道———想协商，可以找医院，超过一万元找理赔中心；需要调解，可以找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去找人民调解委员会；需要法律诉讼，也可以找理赔中心或人民调解委员详细咨询。“维权渠道多了，老百姓的意见自然就少了，医患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和谐了。”徐伟民说。

　　自２００８年医疗纠纷“宁波解法”实施以来，来甬调研取经的全国地级市以上的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达到４００余批次，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国家发改委也专程来宁波调研，特别提到要“通过试点，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如今，“宁波解法”正在遍地开花，成为全国不少城市的“普遍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