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仲华遗像

　　这几个晚上，３８岁的胡迅雷都睡在父亲睡过的床上，仿佛父亲一直没有离开，还想多陪一陪他。

　　胡迅雷的父亲胡仲华生前是慈溪法院一名退休的高级法官，１月１日因为胰腺癌离开人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要求“遗体全部捐献给国家”。他是慈溪市第６个完成遗体捐献的人。

　　记者　胡珊　通讯员　陈艳艳 

　　“他反复说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胡仲华 慈溪浒山人，１９４８年出生，１９６８年入伍，在部队８年，１９７５年转业至慈溪法院，做过法警、执行员、审判员，退休前是慈溪法院一名高级法官。

　　２００８年，胡仲华从慈溪法院退休后，次年被查出患了胰腺癌，已经到了中晚期。

　　“我们一家有３个医生，知道胰腺癌是治不好的，一般只能撑半年到一年。”胡迅雷说，家人四处寻医，放疗、化疗也都做了，但还是控制不了病情。

　　胡仲华第一次跟儿子提起遗体捐献，是在２０１２年的一次聊天中，“他说，我生了毛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我没什么好回报国家的，死后把遗体捐了，给国家的医学事业做点贡献。”

　　“当时我特别惊讶，脱口而出，‘爸爸，遗体也不是国家规定一定要捐的’，心里实在无法理解他做出这样的决定。”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反复跟我强调，这是他的最后心愿，让我遵从他的意思，帮他把手续办了。”

　　“后来，母亲也同意了。她是慈溪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的退休医生，为人开通明理，因为老人家的齐心坚持，同年６月，我帮父亲到红十字会，办了遗体捐赠手续。”

　　抗癌的过程漫长又痛苦，剧烈的疼痛到来前，往往毫无征兆。“这４年里，好几次父亲都差点到了‘鬼门关’，吐血、便血、腹部剧烈疼痛，我们在旁边看着束手无策，那种伤心伴随着担心至亲突然离别的恐慌，让人内心几乎无法承受。”

　　“父亲很坚强，不仅扛住了所有的疼痛，反而安慰我们，要看开一些。他心态很好，生病后，还加入了爱康协会参加各种活动，连医生都说能坚持四五年是奇迹。”

　　去年１２月初，胡仲华病情恶化。他感到时日不长，写下一份遗嘱，第一条就是捐献遗体。他一再嘱咐胡迅雷，一定要帮他完成这个最后的心愿。

　　“站在小黑屋里突然很舍不得”

　　今年１月１日中午，在家休养的胡仲华突然大口吐血。“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出血４８００毫升，人都快被吐干了。”回想当时的一幕，儿媳储丽萍的眼泪止不住地掉。当晚，胡仲华就因病情危重，离开了人世。

　　“父亲离去时很安详。”胡迅雷说，当晚他联系了市红十字会，并把父亲带回了家。

　　老人遗体将被送往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校遗体接受站，那是宁波市唯一的遗体接受点。

　　１月２日早上，胡仲华遗体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没有鞭炮，没有哀乐，一群人就在居民楼下，默默地等来接遗体的车子。

　　“接受遗体的地点是一间冰冷、昏暗的房间，把父亲的遗体送进去后，我看着他，突然很舍不得离开，无法抑制的悲痛在那一刻爆发出来，哭得一塌糊涂。”

　　“他是一位平凡的父亲”

　　这几天，胡迅雷一直在回想，回想父亲的一生、两人曾经相处的时光。

　　“印象里，父亲总是很忙。”胡仲华退休前，是慈溪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常常要出差，“他和所有孩子眼中的父亲一样，每天忙着上班下班，在家的日子，也陪我出去走一走。当然走不远，大都是在附近的公园里，他是很平凡的父亲。”

　　父子俩唯一一次远距离旅行是在胡迅雷工作以后，“那时他已经生病２年多了，身体状态还好，我带他去了广西北海旅行。”那大概是父子俩单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可胡迅雷又很佩服父亲：“他很有正义感。”

　　在家里，胡仲华从来不提工作上的事情。可是家人都知道他工作压力很大，是因为他曾接到过好几次恐吓信和恐吓电话。

　　“有一次一封信直接寄到了家里，大意是让父亲小心点，事情要办好，知道他家在哪里，否则如何如何。”胡迅雷说，当时家人都很担心，单位的领导也嘱咐父亲出门要小心，“可父亲说没事的，有法律的地方没什么好怕的”。

　　慈溪法院的退休法官兰杰，和胡仲华共事了３０多年。兰杰说：“仲华办案很认真负责，为人直爽，都是同事公认的。这么多年来，他没办过一件错案，我在信访部门１０多年，从来没有接到过一起跟他有关的投诉。”

　　胡迅雷说，在帮父亲办理遗体捐献手续中，他慢慢理解了父亲的决定，就像刻在每个遗体捐赠人心里的座右铭说的那样：“最后的死亡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像他父亲那样，关注和投身遗体捐赠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