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调查北京９０名１０到１３岁孩子发现，孩子们今年平均收到４８６７元压岁钱，比去年上涨了５％。其中，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平均约为５７８３元，高于压岁钱平均水平。（２月１０日《新京报》） 

　　所谓“公务员子女压岁钱最多”的结论，再次点燃了公众的讨论热情。一个自然的诘问是，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压岁钱等形式的人情输送，会否成为掩人耳目的行贿新路径？事实上，早有舆论提出此类担忧，各方似乎只是在等一个“证据”，来印证之前的种种猜想。该语境内，“公务员子女压岁钱水平最高”一说，注定要被传播放大、拿来说事。

　　或许，压岁钱红包中确乎隐藏着腐败的种子，但就现阶段的信息披露来看，显然还不足以将那些“想当然的推测”一一证实。爬梳压岁钱数据，未必真能挖出些贪腐线索。且联想到行贿受贿行为一贯的谨小慎微，会否当真有人堂而皇之地借压岁钱送礼，也值得探究……全民监督、协力反腐，一方面意味着应对一切可疑现象保持敏感；另一方面则要求，当猜测尚未得到证实时，我们能跳出那种偏知偏信的执拗。

　　由压岁钱民俗出发，竟引发了一场关于“官员贪腐”的民间焦虑，这风声鹤唳的一幕，本身就很值得解剖。它无疑说明，在一些公职人员用权充斥主观性、随意性的当下，其私域必会遭到民众的持续窥伺。某种意义上，若公权力缺乏有效的规则制衡和刚性约束，公务员和普通公众都是利益受损者：前者不得不忍受来自民间的跟踪式打量；后者则始终被一种使命感与焦虑感推动，紧紧盯住官员一举一动并不断猜想。长远来看，双方都难免精疲力竭。

　　在一个正常的秩序内，公务员与民众，都应当对彼此的私域保持尊重。或许，惟有建构起健康、缜密的权力制约框架，官员们才能真正享有“免于被恶意揣测”的权利。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