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民陈泉元到银行取款３０００元，柜员却给了他３万元，他当场归还了多余的２．７万元。可陈先生回家后，不少朋友同事说他傻，多少应该索要一点报酬。２月１２日，他为此来到银行，只要到了一个团购价为６．５元的水杯。

　　（２月１３日《楚天都市报》） 

　　柜员多给了巨款，难免勾起人们原始的贪婪冲动，陈先生却立即作出了主动归还的善举，这体现出他拾金不昧的情操，值得推崇。面对如此善举，银行只是给出了一个价值仅为６．５元的水杯。在普通民众看来，这未免显得小家子气，更有着“杯具”色彩的戏谑味道。

　　然而，正如银行经理所说的，“归还银行多给的钱，不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法律义务和底线。”的确，在现行法上，这笔钱将被认定为“不当得利”，银行有权向陈先生主张要回。

　　另一方面，陈先生的善举能够构成法律上的“无因管理”行为，有权向银行主张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但不能要求支付报酬。钱是当场归还的，自然并没有因归还发生任何费用。因此，在法律上，银行方并没有义务向陈先生给付任何奖赏。

　　也许对银行而言，有着录像等证据，陈先生的主动归还只是为他们省去了追回损失的麻烦和繁琐程序。然而，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在多数情况下，遗失物、遗忘物的失主并没有那么多的证据，拾得者也未必懂法，而摆在拾得者面前的只是一道单纯的道德考题。

　　归还虽然“有德”，但意味着很可能一无所获；而拒绝承认，虽然“无德”，但只要对方拿不出足够证据，也不能拿自己如何。即使刑法上对严重的拒不交还行为制定了侵占罪，但这只是自诉案件，需要失主自行寻找证据，实践中少有定罪。

　　不得不说，现行法制定了一套对善行的零激励规则，这并不利于鼓励好人好事。虽然物质奖励并不是善行的唯一动因，但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道德天平。在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调整好人好事中的法律关系，让善行有所激励。

　　目前而言，立法可以采取倡导性规则，鼓励受益者给实惠者一定奖励。仅就遗失物而言，还可以规定拾得人如果将遗失物主动交给警方，经过一定时间无人认领后，不再一律充公，而是按一定比例认定归拾得人所有。如此既不会将好人好事完全庸俗化，也可以减少好人“杯具”的产生，避免“善贱伤心”。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