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大片已经结顶的安置房中，钱家村的村民拥有约800套。

刚刚建好的梅沁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公交站修到了家门口

　　本版摄影 记者 刘波

　　记录时间：２０１4年２月9日

　　记录地点：高新区梅墟街道钱家村

　　记录人：商报记者 胡珊

　　6年来，从市中心出发到钱家村，我都习惯走江南路。这条连接宁波和北仑的城市动脉，几年前还被深深浅浅的农田环绕，这一两年，随着东部新城建设加快，已深陷高楼大厦之中。6年时间仿佛弹指一挥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6年前走进梅墟路时，看到的那个钱家村，那是它作为村落最后的模样。

　　消失的村落

　　重新走进钱家村旧址，拆迁的进程已经推到了东海路。东海路是钱家村靠北的一条村道，再往北，就是钱家村北面的分界线海塘路。

　　东海路以南，江南路以北的２３０亩土地，曾是钱家村的核心居住区，７００多户钱家村人在这里，至少度过三代以上的岁月，它也是钱家村拆迁安置的最后一块土地。

　　到今年下半年，这里将建好３３栋高层和小高层，４０００多套房子，容纳包括原钱家村、上王村、龙山村３个村子的居民入住。“分完这里的房子后，钱家村的拆迁安置工作就算全部结束。”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梁景春说。

　　沿着东海路往东走，我发现钱家村的东面又新添２个配套，一个是梅墟北区公交始末站，一个是梅沁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公交车站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便民中心还是一所空房子。

　　“公交车站一共有５路车，分别通往江北清河路、鄞州紫郡小区、江东体育馆、黄鹂新村、东钱湖一带。”

　　“便民中心可能下半年才启用，钱家村还有１０００多名村民没有转为居民，等所有人身份都变化了，作为村落的钱家村可能就彻底消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了。”梁景春说。

　　董事长的压力

　　梁景春今年５７岁，他当钱家村的村长已有９年。钱家村变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后，他的身份也由原来的村长变成了合作社的董事长。

　　自从拆迁后，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梁景春压力最大的时候。“去年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一共拿出了２７００多万元分红，平均到每个人，以十级股东为例，每人大概可分到２．６万元。”

　　“这笔钱和往年相比，不算多，但也绝不少，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金利息，加上土地和房屋的租金收益，去年的总收入为９００多万元，分红实际已大大超过了资产的增值率。”

　　“虽然收不抵支，可未必所有社员满意。去年上王村经济合作社每个人分到了４．８万元，滕园村和宝桥金村也有４．３万元，大家的眼睛肯定在比在看，背后免不了议论。”

　　无法像其他村保持那么高的分红金额，梁景春和董事会是有想法的。“拆迁安置毕竟花的是‘子孙钱’，我们还希望整个村经济体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按照每人每年４万多元的速度分红，要不了１０年村经济合作社的钱就会分光。分完了，子孙们怎么办？”

　　但并非每个人都这么想。尤其是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利益最大化。虽然没有人当面跟梁景春提这些问题，但梁景春和董事会成员还是多多少少体会到了压力。这直接导致了梁景春的想法在今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去年采访梁景春时，他还迫切地希望能把钱家村保留的一块１８．４亩地，建成一个大型商业中心出租，但今年他反复权衡后，最终倾向于采取合作方式开发或是出售。“主要是每年的分红压力太大了。”梁景春说，“不过到底怎么办，最后还要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才能最后确定。”

　　“对村里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尽量维持一种平衡，希望前面的分红，社员都觉得还过得去，几年后，也不会被社员们埋怨不会过日子。”梁景春说。

　　老人的遗嘱

　　探访那天下午，梁景春要去一名老人家里做遗嘱见证人。老人病重多日，为了避免身后家庭因为财产发生纷争，想通过遗嘱公证的方式，明确继承问题。

　　梁景春说，去年村里有好多老人都偷偷进行了遗嘱公证，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拆迁后，钱家村的老人手里少则一套房子，多的有两三套，此外每个月还有安置过渡费、社保或是劳保以及经济合作社股东权益，比起普通的农村老人，日子更富余，对家庭生活也更有发言权。

　　可是如果家庭不和睦，烦恼也随之而来。“比如，村里有些年轻人不好好找工作，迷上了赌博、吸毒，拆迁来的钱财很快就挥霍一空，回头还要找老人要。老人不给，家里要闹得鸡犬不宁，给了，又担心其他子女心中有想法。”因此钱家村越来越多的老人通过遗嘱公证来解决继承问题，公证时也不想让子女知道，打算等百年之后才拿出来。

　　“去年合作社还有１笔分红冻着，没敢发出去，就是股东家里的继承问题没有处理好。村里也调解了好几次，都没调下来，恐怕得所有人都在协议上签完字，合作社才会根据协议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