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娅的父母拿着女儿的照片泪流不止。

　　２月１７日上午，３５岁的ＩＢＭ深圳公司项目经理梁娅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出口的台阶上，并保持这一姿态达５０分钟。监控录像显示，在梁娅倒下后有发出求救的动作。３分钟后，有市民发现并告知地铁工作人员。随后地铁工作人员赶到，民警也在２５分钟后赶到。１１点１８分，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

　　（今日《东南商报》０４版）

　　在交通事故、他人意外摔倒等事件中，有时存在被讹的情况，公众面临着扶不扶、救不救的问题，确实令人头痛。在梁娅摔倒后，虽然有７名路人视若不见匆匆离开，但３分钟后还是有市民主动向地铁方面反映情况希望地铁方面进行处理。此后的尴尬是，３５岁的梁娅未得到地铁方面、处警人员任何医疗救治，则暴露出“怎么扶”“怎么救”的“技术型”短板，亟须健全地铁等公共服务场所急救系统，普及急救知识来补足。

　　倘若梁娅摔倒后，地铁工作人员能够进行基本的医疗救护、或者民警进行基本的处置，都将为挽救梁娅的生命赢得宝贵时间，很可惜，地铁方面、警方以及公众都不懂得如何进行现场急救。从梁娅摔倒，到地铁工作人员、民警相继赶来，再到１２０急救人员抵达，其间长达５０分钟，脆弱的生命怎能承受得起如此长时间的耗费？虽然警方表示其所采取的措施是严格按照处警流程进行操作的，却无形中暴露出处警程序的滞后性。

　　以心脏病为例，心跳停３秒时病人感头晕，１０~２０秒即可发生昏厥，４０秒左右出现抽搐，４０秒后瞳孔散大，６０秒后呼吸停止，大小便失禁，４~６分钟脑细胞会发生不可逆损害。因此，要使病人得救，避免脑细胞死亡，就必须在心跳停止４~５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复苏越早，存活率越高。虽然到目前为止，梁娅的具体死亡原因尚不得而知，但现场急救的系统性缺乏无疑是梁娅死亡的一个不利诱因。

　　抓紧一切时间对患者进行现场有效抢救，就算是一些看似简单的抢救操作，也往往会为挽救生命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这方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美国，任何一个国民在１８岁之前，都必须掌握基本的健康与卫生知识，特别急救知识，而且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给公民不同的教育内容，如小学主要学习拨打急救电话以及简单的包扎技术，从初三到高中则重点普及心脏复苏术。试想，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公民都具备这样的素质，或许“扶不扶”在许多人心底就不会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即便我国现有条件做不到这一点，也完全可以考虑对公共服务人员进行简单急救知识的培训。为了保证特定场所人员安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如今都配有经过简单医护培训的乘务人员，遇到特殊情况时，乘务人员还会请乘客中具备医护知识的人员参与救治。这样的措施，为何不可以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公共服务机构推而广之？

　　生命很脆弱，不仅需要个人珍惜生命，更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急救系统来支撑。如此，梁娅生命香消玉殒的悲剧才可能少发生。

　　张立 

　　观点纵深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没人扶的梁娅

　　每一个悲剧中总有一些看客的身影，梁娅之死再次暴露出了人性的自私与冷漠。

　　我们喜欢看皆大欢喜的故事，总希望关键时刻能有英雄挺身而出，遗憾的是，这次梁娅没有碰到能拯救自己的英雄。

　　５０分钟，时间不短，对于深处困境的梁娅来说却是生死时速。在属于梁娅的最后５０分钟里，相信她更能认清人性的丑恶，那些匆匆走过的看客，那些手足无措的地铁人员，那久等不到的救护车辆，和梁娅的死一样让人感到冰冷。

　　梁娅之死又是一个与“扶不扶”有关的典型事件。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讽刺的就是老人摔倒不去扶和老人借摔倒之名讹人的社会现象。然而，从梁娅之死看来，不扶依然是许多人的选择。因为扶了有风险，不扶最多承担道义上的骂名。

　　梁娅的死因有待医学解释，但谁又能说梁娅的死和地铁里的路人没有一点关系？从小月月事件到梁娅之死，那些看客尽管不是一拨人，可冷漠与无情何其相似。

　　扶不扶，这是一道道德考题，更是一道社会考题。不恰当的帮扶或许有医学上的风险，但先拍照后救人抑或拨打急救电话这样的次优选择很多人都能做到。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对“扶不扶”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即使被讹也要扶。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共识，梁娅也许就不会如此悲凉地死去。

　　对于梁娅之死，我们可以有多方面的解读，比如讹人事件频发，比如公众急救知识缺乏等等。但我们更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梁娅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的悲剧。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互帮互助的精神，需要有人性的温暖。刘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