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田1号”的主人樊志雄和毛求雅夫妻在门前的小溪里洗菜。

烟雨朦胧中，山清水秀的严家田村全景。

　　（上接02版）

　　“严家田1号”一家三口的留守生活

　　村民陆续外出打工并向城镇迁移的浪潮，同样影响着“严家田１号”樊志雄和毛求雅的家。

　　首先，樊志雄和毛求雅的大儿子外出打工。接着，小儿子从１７岁开始，外出学做泥水匠，在多年努力后，已在鄞州石碶街道安家落户。大女儿现在海曙某菜场做生意，也在宁波城区安了家。小女儿早早外出打工，如今也已在奉化城里安了家。

　　在最近１０多年的时间里，“严家田１号”里，平时只住着樊志雄和毛求雅。直到去年下半年，外出打工多年的大儿子，因身体不适才回到家中，与父母暂住在一起，加入了“留守”行列。

　　在城镇里安家的儿女，几次三番都曾接过樊志雄和毛求雅去城里居住，但两位老人每次去住了两天就觉得很不习惯。“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樊志雄以此自嘲。而家中还有猪、鸡、牛等要照顾，因此，老人每在城里住了两天，就急着要回自己的家，而且是“逃也似回来”。

　　事实上，儿女们长大了，有了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和氛围。很多时候，在老人的眼里，养在山坳里的猪、鸡、牛或许比儿女们来得更亲切些。毕竟，这才是他们已经熟悉并习惯了大半辈子的生活。

　　在留守村民中，樊志雄一家是全村状况最好的。毛求雅热情好客，性格豪爽。说起话来，总是呵呵笑着。在山村的“留守生活”中，她一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平时，每天清晨６时左右，山里的天空蒙蒙亮，她就起床忙碌了。她要洗衣做饭菜，还要承担喂猪、喂牛、喂鸡等家事。

　　樊志雄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以前他当生产队长的时候，总是早早起床，带头出工。如今，年纪大了，夜里时常失眠，再说什么时候出门干活，完全是自己说了算，因此，他每天会起得晚一些。等到天色大亮后，樊志雄洗刷完毕，吃过老伴准备的泡饭和咸菜、咸笋，再扛起锄头，穿过门前的溪坑，来到村前的一处坡地劳作。平时，家里吃的蔬菜和稻谷都是他种的。

　　樊志雄家有９亩承包田，他种了５亩单季稻，能打２０００多公斤粮食，自己吃不完这么多的粮食，就送给儿女们吃。

　　樊志雄夫妻俩勤劳持家。在自家门口的菜地上和村落里，他们放着１９只养蜜蜂的蜂筒，一年采蜂蜜的收入大约能有３０００元。毛求雅说：“蜂蜜都是人家上门来收购，价格不错，每公斤能卖到２００元。”  

　　一年一季的花生，能给樊志雄带来２０００元的收入。养猪的收入也不错，一般情况下，两位老人会在上半年养一头猪，养大后卖掉。下半年的时候，再养两头猪，过年前卖出。猪吃的全是自家种上来的蕃薯、青菜、萝卜等作物及谷糠等，因此，售价也相对较高。今年过年前，老人养的两头猪卖了近万元，而一头猪仔的成本是１７００多元。

　　村里住的全是老人，儿女们在城里忙于生计，因此，平日里难得有外人来访。全村现有１３条狗，听到狗叫，村民们就知道有外人来了。每次有外人来访时，全村的人都像自家来了稀客一样，非常欢喜，樊志雄和毛求雅也会热情招呼。

　　现在，村里一年最热闹的实际上不是春节而是清明节。每年清明节，已经搬迁的村民一个不落地会回到村里来上坟。而只有在清明节的时候，严家田村才有了从前的热闹景象，才能让毛求雅感受到严家田村真正像一个村了。

　　事实上，每当清明节的时候，才是“严家田１号”最忙碌、最热闹的时候。毛求雅说：“因为一些村民自家的房屋已经倒塌了，无处落脚，就都到我们家里来了。有一次，一下子有４０多个村民到我家，我来不及给这么多人做饭菜，就让他们自己动手做。”

　　在樊志雄的记忆中，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还有戏班子来村里一连做了５天５夜的越剧。此后，村里热闹的机会越来越少。

　　只有１３名老人的村子里，很少有什么集体娱乐活动。为了打发寂寞的生活，樊志雄偶尔会静下心来，练习一下书法，如书写几首自己熟悉的唐诗。记者看到，一些香烟纸壳上，他诸如“人生从哭声中开始，生命在无声中结束”等这样的自我感悟。

　　一位长期生活在闭塞山村里的７６岁老农，竟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面对记者的好奇，樊志雄说：“这要感谢严家田村的一位富商。这位富商在民国时期捐建了一所村校，规定村民的子女都可以免费上学，因此，我家里虽穷，却有机会在村校里顺利读完小学。”

　　“末代村民”：想说搬迁不容易

　　在奉化市大堰镇采访，记者发现，像严家田村一样，即将消失的高山小村，还有很多。

　　“这些‘末代村民’的命运，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牵动着当地政府的神经。记者特地到大堰镇政府采访了有关负责人。

　　根据大堰镇的整体规划，该镇把高山移民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来抓。目前，已经在奉化市江口镇南浦一带，落实了１５０亩土地，正在建造高山移民安置小区。工程共分３期，一期工程的部分房屋已结顶。大堰镇的相关负责人说，严家田村的村民如果有意搬迁下山，镇里将优先安排安置房。

　　不过，对于这个好消息，严家田村的“留守村民”们百味杂陈。“要不要搬迁？能不能搬迁？”只要村民们凑在一起，这个问题必定是他们聊天的主要话题。

　　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留守现状的担忧，都在激发着村民们搬迁的欲望。然而，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又在困扰着他们，有村民甚至说，“不如早早死了搬迁的心。”

　　首先，搬迁的钱，从哪里来？虽然政府只是按建造的成本价，把安置房卖给搬迁户，村民们也能获得政府给予的一定数额的安置费及老房屋等其他补偿款。但是，如果村民要搬迁到一套９０平方米的新房里，至少自己还需要加上二三十万元。这对于一部分留守村民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因为，他们中有的人平时是靠着三四百元的农村社保、低保或来自社会上的救济过日子的。

　　第二，故土难离这是“留守村民”的一大心结，村里的一草一木，都寄托着他们的感情。毛求雅１４岁的时候，因为母亲早早过世，家里生活困难，就从娘家谢界山村嫁了过来。在这个村子里已生活了５０多年了。她的老伴樊志雄在这个村里已生活了７６年。

　　说毛求雅说，樊志雄一周岁刚过，父亲就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后来病死了，母亲因生活所迫，去上海做佣人，不久也病死了。全靠爷爷一手把樊志雄拉扯大。毛求雅爱怜地轻轻拍了一下樊志雄的肩头，说：“我们对这里有感情。现在，我们都老了，我们想在老家过老。”

　　第三，故土难离的背后，还有村民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严家田村的饮用水来自附近山上的泉水，终年长流。村民用水不必付一分钱。如果搬迁到安置小区，用水肯定得付钱。如今，家家户户都能种菜打柴，吃的用的，基本上不花什么钱，如果搬入安置小区后，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生活成本必然提高。因此，对于“老弱病残”的“留守村民”来说，这是搬迁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记者手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２１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关于城市化进程的专题报告，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７０％。

　　在这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徙和布局重组中，中国数千年的农耕传统与生活方式，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年轻一代的农民不再留恋故土，宁可背井离乡挤到城镇的夹缝里生活，也不愿意再回满目疮痍的乡村，最后坚守乡村的只剩下了老弱病残人员。

　　在中国进一步城镇化的历程中，无数村庄都会像严家田村那样，面临即将消失的新关口。对于村民们来说，有阵痛，有迷茫，但其中也孕育着新的希望。很多年轻人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改变，而对于老人来说，改变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