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

　　３月１６日，在试点近５０天之际，广州市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

　　暂停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总共有２６２名婴儿被遗弃在岛上，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条件成熟时再适时重开，重新启用时间另行公告。

　　（3月17日《广州日报》）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管理部门所未能想到的，毕竟婴儿安全岛并非国内首创而属于泊来品。然而人家运行自如的模式，何以到了国内却成了无以承受之重？这样的反差确实值得反思。原本以为，婴儿安全岛可以给弃婴提供政策性的保障，使他们免受被伤害的恐惧。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局，还在于出现了责任的错位与走偏。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父母都有抚养孩子的法定义务，抛弃和遗弃婴儿、儿童，轻则属于违法，重则属于犯罪，会以“遗弃罪”之类的罪名定性并追究责任。实际上，设立婴儿安全岛不是让政府承担抚养责任，也不是鼓励家长采取遗弃行为，而是提供一个避免恶意遗弃、造成伤害的场地，给孩子以保护和家长改正的机会。在国外，虽然父母将婴儿遗弃于婴儿安全岛的可以从轻处理，但不过是给家长自责和后悔的机会，并不是“政府代劳”。

　　反观国内却发生了变形走样，只接受不处理造成了责任错位。在接受弃婴的同时，若是相应的救济和执法不能跟上，则家长很难出现后悔与自责，“谁家的孩子谁家抱”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并因此加重公共救济的责任压力，造成婴儿安全岛无以承受之重。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婴儿安全岛收养的孩子几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如此看来，这也是家长抛弃孩子的主要原因，并为婴儿安全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具体分析，弃婴的动机和成因复杂而多元，一是由于强制婚检制度取消，一些父母科学生育素养不足，优生优育的状况不理想；二是医疗保险的政策倾斜度不够，生育之后的治疗成本过高，从而催生了“人性之恶”；三是法律知识普及不够，一些父母对于弃婴的法律责任缺乏认识。

　　有人认为，婴儿安全岛的行为属于情与法的纠结，原本两者之间并不构成冲突，但由于公共管理机构在强化道德的同时，弱化了对法律责任的履行，从而才出现了行为上的偏差。婴儿安全岛所带来的尴尬正在于此，若不能解决弃婴背后的诱因，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给予全面治理，那么“弃婴”和“救助”之间就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行为也很难得到规范。

　　要化解时下的尴尬需要多方入手，但如何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弃婴的行为，才是婴儿安全岛存在的真正意义。某种意义讲，婴儿安全岛无以承受之重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检验。堂吉伟德 

　　观点纵深

　　超负荷不应成为安全岛暂停的理由

　　婴儿安全岛自面世以来，虽然始终存在“纵容弃婴”的杂音，但主流声音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以人为本的选择，给生命以最大尊严，是值得点赞的善举。即便是有着如此高大上的赞誉，但广州有关方面作出暂停运行的决定，却仅仅是因为“不堪重负”。

　　各地设立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约９９％都是病残儿童。婴儿被遗弃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无法承受昂贵的医疗费，无法承受呆傻孩子将来的特殊教育费用，很多家庭担心因病致贫。这一方面折射出弱势儿童权益保护的短板，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一个沉重现实：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杜绝弃婴现象的发生，即便弃婴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设立婴儿安全岛，从根本上说，是对这种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违法行为，进行可能的、间接的、社会性的补救。

　　或许应该正视广州所面临的“重负”，但这种所谓的“重负”是建立在与其他城市接收婴儿数量的相比上，以及捉襟见肘的运营能力上，并非某种不可承受之重的“重负”。从婴儿安全岛的存在价值来看，本就不应该把经济压力作为退缩的理由，这看上去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这样的运营逻辑显然是缺乏人性和温度的。

　　而且，根据广州市福利院院长的分析，广州之所以出现“不堪重负”的弃婴数量，这与广州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密切关联。这一方面既说明婴儿安全岛在广州的极端必要性，同时也说明“欠账”的是相关部门对儿童福利保护的投入。到底要不要建，建多少安全岛？可参考的依据不应该是其他城市，也不是自话自说的“广州市福利院居室及床位已经饱和”，而应该是从“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入手。也就是说，广州婴儿安全岛的不足，是不适应当地现实情况的。有关部门所要做的加减法，不是要去暂停婴儿安全岛，而是应该建设更多的婴儿安全岛以匹配当地需要。

　　遗憾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广州市福利院自称“已取得了初步较为丰富的试点经验，达到了开展试点工作的目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中，并未看到对弃婴安全岛进一步加强建设。无论其在“集中精力认真做好接收弃婴的护理、治疗及分流、收养工作”方面，做得有多出色，如果不能在弃婴保护上做到真正的良善和以人为本，试点工作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成效。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