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兴贵（资料照片） 　　记者 刘波 摄

　　今年省两会，记者无意中发现，省人大代表墙兴贵的现任职务是宁波知名企业大发化纤的人力资源总监。

　　对，就是这个小墙，大名鼎鼎的“小墙热线”创始者，慈溪市掌起镇陈家村和谐促进会副秘书长，从企业出来专职做公益近10年后，又悄悄回到了企业。

　　我们并不意外他的这一角色转变。多年的采访，我们了解他一片公心之外的困惑和难处。但也好奇，是什么让他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尽管之前的报道很多，我们仍觉得有必要重新还原一个真实的他。因为这些年的经历和心得，多多少少反映了宁波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命运和地位的改变。

　　记者 樊卓婧 程鑫 

　　最年轻的企业高层

　　１９９６年，杭州火车站。

　　这是小墙第一次来到浙江，他的老板亲自开车把他从杭州接到了慈溪。

　　和身边的老乡一样，来自贵州贵阳市开阳县的小墙，也是亲戚介绍来慈溪的，但起点却高得多。他是农村奋斗出来的本科生，１９９５年毕业于贵州财经学院，专业是企业管理。毕业后进了当地最大的国企翁福嶙矿，但仅仅７个月后，因为改制，他失业了。

　　在亲戚的引荐下，小墙进了一家在慈溪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当了车间主任。

　　一年多时间，小墙完成了从车间主任到质检科长、生产部长、生产副总的几连跳，２７岁的他成为当时公司最年轻的高层。

　　１９９８年，小墙结婚的时候，月薪已达７０００多元，这个收入是他１０多年后的两三倍。而当时，那些在流水线上的老乡们，拿到的只是他的十分之一。

　　现在想来，那几年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光，但志得意满的背后，一些家族企业常见的矛盾开始出现，时不时对他造成困扰。

　　２００３年，墙兴贵辞职回到了老家贵州，主要原因是躲避“非典”，但同时也想让自己散散心。他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回来，慈溪的用工环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小墙破“墙”

　　２００５年，小墙的副食品批发部。

　　一个贵州老太来给孙子买矿泉水，一元钱的水硬要还下２毛，不答应她就不走。

　　有老乡劝小墙别计较，因为这老太一家包括儿子、媳妇和孙子，都找不到工作，生活很困难。

　　小墙抽空去看了老太的家。那是夏天，一家五口挤在１０余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苍蝇满天飞。１０来岁的女孩黝黑瘦小，没有学上，抱着更小的孩子在外面晃荡，那种无辜而不自知的眼神，让小墙觉得很心酸。于是他说，会试着帮他们找找工作。

　　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会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改变。

　　２００３年从贵州回到慈溪后，他在一家仪表厂找到了工作。两年后辞职，用多年积蓄开了一家副食品批发部。他有清晰的人生规划，当时还计划着把产业做大，开个连锁。

　　但大环境的变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因为一些纠纷，贵州务工者和当地一些企业主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２００５年，慈溪很多工厂都拒招贵州人。掌起工业园里的招工告示大多注明了“贵州人不招”。

　　贵州人找不到工作，又不愿离开慈溪，生活所迫只能想别的办法，于是很多案件和贵州人挂上了号。

　　同样身为贵州人的小墙很同情那些老乡们。“穷和文化水平低，都不是他们的错。犯事常常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另外还有一种弱势和自卑的心理。”

　　小墙以前做副总时结识了工业区的一些老板，最终解决了老太一家的就业问题。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他开始用自己过去的关系网和资源，义务为老乡担保找工作。

　　“如果我介绍去的人发生问题，责任人找我。”小墙向企业这样承诺。

　　他懂得利用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来建立信任：先用资金担保或信用担保的方式，把贵州人介绍进几个大型的工厂，这些厂的老板在工业区比较有影响力。如果后面的老板有犹疑，就让他们打电话给这几个有影响力的老板，这样就很容易一个个地传递下去。有时为了获得信任，还需要为一些工人支付２００～６００元的保证金，他都是自掏腰包。

　　“其实很多贵州人还是讲义气的，都怕对不起担保人。”在直接或间接介绍了几千名贵州人找到工作之后，越来越多的四川、安徽甚至江西人也加入了进来。

　　问题背后的问题

　　２００８年，慈溪某工地。

　　一名壮年务工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不治而亡。家属直接把尸体抬到工地，召集了２００多人从白天一直闹到晚上。

　　正是三伏天，尸体很快就弥漫出奇怪的味道，场面一度失控。作为和谐促进会的常务副秘书长，深受外来工信任的小墙，深夜被请到了工地。

　　“自己给自己找了个苦差使！”回忆起那些事，他常常这样自嘲。

　　那几年，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政府也在积极地寻找新的方法。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慈溪市开创并推广了“和谐促进会”的做法，让外来人员共同参与纠纷调解，自我管理。

　　于是，小墙成了一名专职社工，担任陈家村和谐促进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并于当年８月开通了为全市外来工服务的“小墙热线”。

　　他曾组织过一个公益讲座，向外来务工人员普及法律常识。讲到妇女权益的时候，他看到后排有个女孩埋着头轻轻抽泣。

　　原来，她和母亲及妹妹从贵州到这里打工，家里没有男人，常常受到骚扰。

　　小墙立马帮忙报了案，但很快他又听到了更坏的消息。一个老乡的女儿，初中还没读完，就跟着老乡到了慈溪，还没找到工作，就被人强暴了。

　　出了事如何维权，这是当时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有些外地人不信任政府，最先想到的就是“把事情闹大”。比如出了工伤，死了人，把尸体抬到工地或者相关部门大闹是他们最常用的方法。

　　小墙怜悯他们，但内心反感这样的维权方式。

　　那些年，小墙几乎每天都在处理类似的大小纠纷。

　　看起来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他的威信渐渐树立，“小墙热线”也成了品牌，但心里的压力却越来越重。因为他发现，每件事看起来相互独立，背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深层次的原因非一己之力可以改变，比如外来务工人员的劳资纠纷、工伤维权困难，比如留守儿童的就学问题，比如务工男女情感的缺失和婚姻的不稳定……

　　微妙的变化

　　２０１３年，杭州，省人民大会堂。

　　省两会开幕，小墙的位置是１２排３５座，会场中间。一拨又一拨记者找到他，让他作为基层代表说说第一次参加省两会感受。

　　小墙其实更希望记者们能关注他的建议，关于异地中考和高考。

　　这些年来，他给有关部门的建议在一年年落实。２００８年起，宁波社保制度覆盖到了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到慈溪来打工的外地人除了享有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险外，还能享受免费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如果企业老板欠薪，还能拿到慈溪市总工会垫付的工资。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读书问题也在逐步解决。

　　当然，一个人的力量没有这么大。墙兴贵也知道，这些改变，更多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从三四年前起，“用工荒”这个词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挑动着老板们敏感的神经。那些利好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爱，另一方面也是想留住他们。

　　他的“小墙热线”涉及纠纷的少了，而关于招工的话题却越来越多。许多企业找到他，说你帮我们招工，我们出钱，算买你的服务，墙兴贵总是一口拒绝。他觉得“小墙热线”是公益的，收了钱，就变味了。

　　慈溪市里、镇里和村里的领导特别重视，给了他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他也带了好几个徒弟。

　　他对领导非常感激，因为他们给了他最大的支持，但关系越理越顺后，他又有了新的困惑。

　　“和政府走近了，处理事情就快，很多领导都会主动帮我。但不好的方面是，有的老乡会认为我们是给政府帮腔的国家干部，信任少了。我明明在公正地处理事情，他说我是帮政府说话。”

　　虽然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但他常会觉得为难。我们问他，回到企业是不是因为这些为难事。他笑笑：“不全是，主要为了老婆孩子。”

　　再次角色转换

　　回到２０１１年，小墙租了多年的木结构出租屋。

　　央视到慈溪采访他，记者在简陋的出租屋里问他的老婆：“你觉得委屈吗？他没时间照顾家庭，钱赚得也不多。”

　　这个年轻时就跟着他的贵州女子只是怔了一下，眼睛就红了，忍不住轻轻抽泣。最后，竟在镜头前嚎啕大哭，仿佛要把多年的委屈都发泄出来。

　　这一段最后没有播出。但妻子的这一哭，却让小墙深受触动。“那个时候我就想，有机会一定好好补偿。”

　　如今外来工的收入待遇普遍提高了，妻子也每每拿自己的兄弟比较：“人家钱攒下来了，把老家房子修好了，你呢？将来老了怎么办？”

　　她说的都对，男人的事业应该支持，但女人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只是那时他觉得自己还走不开。

　　现在纠纷比以前少了，务工者有了畅通的维权渠道，每个乡镇都设立了劳动保障服务所，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就工伤、劳资纠纷等帮助企业和员工进行调解。当“招工难”和“留人难”成了主要矛盾，他觉得到了应该放手的时候了。

　　很多企业向他发出高薪聘请：来吧，帮我们招人用人。在众多的企业中，小墙选择了大发化纤，主要理由是老板杜国强每年都拿出数百万元来助老、助学、修路。对于这样一个热衷慈善的企业家，他很敬佩。

　　去年进入大发后，小墙的收入是原来的１０多倍，公司还给他配了车。更重要的是，在企业的资助下，他在公司所在的杭州湾新区买了一套二居室。

　　他终于有能力给妻儿一个真正的家。

　　“一切都在越来越好。”小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