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医生在对一名乳腺癌患者的切片进行会诊。

医生在处理病变组织。

　　宁波病理中心把市属6家医院病理科有机整合，使得其每年有二三十万例的庞大样本数量，这一整合模式或可代表我国病理改革的方向。

　　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中的医生”，在医学界的地位很高。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群陌生的人。他们很少直接面对患者，而是通过显微镜洞察患者一个个病变细胞的异状，显微镜就是他们与病魔战斗的武器。

　　今天，我们试图通过几个事例，和大家一起走近他们的工作，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记者 鲍云洁／文 崔引／摄 

　　谈压力

　　“我们的压力一点也不比临床医生小”

　　俞文英是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上海市肿瘤医院宁波病理中心组织病理主任。但除了家人、好友外，大家对她的职业相当陌生。

　　“病理医生是干什么的？”这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杨文涛也常常碰到这样的尴尬，“在偶尔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和患者打电话沟通病情，对方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是医院里搞化验的吧’？”

　　杨文涛是今年上海市肿瘤医院常驻中心的专家，每周在宁波上３天班。

　　记者见到杨文涛时，她正在组织一场会诊。

　　这是一场特殊的会诊，桌子上摆着一架多镜头的大型显微镜，满满一屋子医生，有些在看显微镜下的分镜头，有些在看墙上的投影，这是一张乳腺癌患者的病变组织切片，放大在投影上的片子如水墨晕染过一般，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黑点，那是病变组织的细胞核。

　　“凡是无法一锤定音的病情，我们都要进行会诊。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诊断，都关系着病人的生命，这是多么巨大的责任！”杨文涛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还紧盯着显微镜。

　　“一张病理报告，就是一张‘生死状’，我们的压力一点也不比临床医生小。”俞文英对此有着更加直观而深切的感受，“虽然不直接和病人打交道了，但我有过临床医生的经历，这很容易让我把每一张切片都与病人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仿佛能透过显微镜片，看到那些病人及其家属焦虑的眼神，以及正在经历的生死挣扎和喜怒哀乐。”

　　“压力特别大，做梦都在看片子，因为如果是恶性的病变，诊断结果早出来一分钟，病人就会多一线生机！”

　　俞文英说：“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拎出正确答案。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出丝毫差错。这种压力是常人无法想像的，很多年轻的病理医生在做冰冻快切前，整晚都睡不着觉。”

　　谈辛苦

　　“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读500多张片子”

　　和职业同样鲜为人知的，是病理医生的繁忙和艰辛。大量地读片，让俞文英常常感到头晕眼花，脖子酸痛，甚至恶心想吐。

　　“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读５００多张片子。从早上８点看到晚上６点，中午去食堂匆匆扒两口饭，想上厕所尽量憋着，一来浪费时间，二来还要再次洗手消毒，太麻烦。”

　　一般人在年近五旬的时候，眼睛已开始渐渐老花了，但１９６８年出生的俞文英，前段时间的近视度数又加深了５０度。当儿科医生时才近视１００多度的她，如今近视已超过５００度。

　　和病理医生同样辛苦的是病理技术员。在切片室，３０多岁的徐技术员带着一个厚厚的布质颈箍，用来固定已经疲惫不堪的颈椎。

　　她正在把一块脱水打蜡后的病变组织切成一片片厚度只有３微米的切片。切好后薄如蝉翼的切片要小心翼翼地用镊子镊进溶液里，这些程序稍有闪失就要重新来过。

　　负责切片的技术员们从早到晚勾着脖子全神贯注地重复同一种动作，几乎人人都有颈椎疾病。

　　除了显微镜和细胞外，病理医生同样需要面对类似外科手术中的场景。

　　在初期的取材阶段，医生们要捞出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病变器官———各种部位的肿块、器官、体液、痰液……而囊肿组织被切开时体液四射的情况更是常有的事。

　　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俞文英觉得自己来到病理中心的几年时间里，业务能力的进步非常明显，而这和专家指导、大量读片是分不开的。

　　“读片的数量直接决定了病理医生的诊断水平，上海市肿瘤医院每年有６万多病例标本，而宁波市病理中心整合了６家市级医院病理资源，为宁波１４家医院患者读片，去年已经有了近３０万病例标本。这么庞大的数字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里，我不止一次看到此前１０年都不曾见过的罕见病例。”杨文涛说。

　　谈职业

　　“虽习惯了默默付出，但同样需要病人的肯定”

　　在成为宁波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医生之前，俞文英在儿科医生的岗位做了５年。

　　俞文英最后一次、也是成为病理医生后惟一一次收到病人的鲜花，还要追溯到２００３年。

　　那是一位患宫颈良性疾病的六旬老人。老人拿到自己的病理报告后，对临床医生的几次解释都不满意，于是自己找到了病理科，要听听“出报告的医生怎么讲”。

　　俞文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位有点较真却彬彬有礼的老人。

　　她说自己明明很不舒服，临床医生却反复强调只是小毛病。俞文英很理解老人的感受，因为对于老人来说，有很多小毛病会因为年老体弱而放大，当然也不排除心理上的因素。

　　于是，俞文英耐心地给老人解释了半个多小时，从病灶是怎么找到的，到病情是怎么确定的，从治疗该如何进行，到怎样养生对抗病痛……老人听得非常仔细，脸上的愁云渐渐散去，最后终于露出了笑容。临走时说了一句，“我从没碰到过这么好的医生！”

　　当天下午，老人专程又来了一趟医院，给俞文英送来一束鲜花，红色康乃馨水灵灵地开着，花里插着的小卡片上只写了短短一句话：“感谢人民的好医生！”

　　这张小卡片一直珍藏在俞文英的办公桌抽屉里。

　　３年前，宁大附院病理科和市李惠利医院、市第一医院、市第二医院、市妇儿医院、市中医院等６家市属三级医院病理科整合成立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总部也搬到了慈城，俞文英把卡片夹在书里一起带到了慈城。

　　在俞文英看来，这张卡片比她当儿科医生时收到的任何一份感谢都要重。“病人痊愈后，只会感谢临床医生，根本想不到我们这些判定病情的病理医生。虽然已经习惯了默默付出，但我们也同样需要病人的肯定！”

　　■延伸阅读

　　病理诊断是如何进行的？

　　病理学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的原因、发生机制、发展规律，以及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形态结构、功能代谢变化和病变转归的一门基础医学课程。正因为如此，病理学一直被视作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

　　病理技术员取材后的标本经过固定、脱水等一系列的技术处理后，用切片机将其制成薄的组织片（约４微米厚），放在载玻片上，再经过染色等程序，将其变成可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病变的组织切片。病理医生首先要在低倍镜下（４０倍）观察组织切片，然后在高倍镜下（１００～１０００倍）更清晰地判别可疑目标。根据病变组织的细胞形态和组织结构，结合诸如电镜、组织化学、免疫组织化学、ＤＮＡ倍体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等辅助手段，最终作出病理诊断。

　　“宁波模式”代表着我国病理改革的方向

　　王华曾获得过全国冰冻切片比赛的第一名，导师对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说：“我越来越发现，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希望你今后能在这个合适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更多的奉献！”

　　去年，王华辞去广西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的工作来到宁波。“大的体制决定了个人事业的发展前景。医院管理下的病理科室已经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很难再有大幅度的发展，而宁波这种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整合模式，是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也代表着我国病理改革的方向。这是我选择来宁波的根本原因。”王华说。

　　事实上，即使是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这类拥有国内一流病理研究室的顶尖医院，也无法拥有像宁波病理中心这样每年二三十万例的庞大样本数量。

　　病理中心副主任金惠铭告诉记者，在病理医生和技术员稀缺的现状下，把市属６家医院的病理科有机整合，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为技术依托，让宁波拥有了相当于省级城市的病理医学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宁波地区病理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