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可泰生前工作照。 记者 徐文杰 翻拍

　　人物简介

　　黄可泰，浙江浦江人，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老年学会衰老生物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寿》杂志顾问，《国外医学·老年医学分册》编委，宁波市医学会、市预防医学会常务理事，《宁波医学》副主编。

　　2001年1月24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大年初一，千里之外的东京大雪飘飞，东京地方法庭上，日本细菌战案正在开庭。一位白发中国老人慷慨陈词，到庭者无不感染动容。他，就是黄可泰。

　　5月7日清晨，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原所长黄可泰在宁波大学附属医院辞世，享年82岁。病中他曾说，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等到日本对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赔偿的那一天。

　　记者 鲍云洁 范洪 

　　兰溪江盛着他73年的悲伤

　　今年大年初三，已经经过几次大手术的黄可泰把长子黄东源叫到床前，让他找出一张全省地图。消瘦的老人睁大双眼仔细地寻找，指着一片蓝色区域的其中一点对儿子说，他想去那里，带岸边的一抔土回家。老人流泪了，这是他见过的父亲惟一一次流泪。那片蓝色区域是风光秀美的兰溪江，盛着黄可泰整整７３年的悲伤。

　　那是１９４１年，日军逼近黄可泰的家乡浦江，母亲带着８岁的他和３岁的小弟弟外逃。

　　经过兰溪江时，载人的小舢板突然翻了，母亲和弟弟落水遇难，黄可泰因会游泳，好不容易才爬上岸。害怕触景生情的他再也没到那条江边去过，但母亲的身影一天也没有远去，“国仇家恨，已经成为我的‘基因’了。”黄可泰这样对儿子说。

　　黄可泰的心愿最终没有实现，大年初五他结肠癌病情恶化，再度入院，直至与世长辞。

　　但他用一生兑现了对母亲的承诺———痛恨日本侵略者，并用５０多年时间对旧日军７３１部队使用细菌武器引起１９４０年宁波鼠疫的史实调查、取证，先后两次赴日为日本细菌战案作证，最终打赢了官司，让日本方面承认了旧时罪行。

　　“我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日本方面对中国受害者的赔偿了，不过总有后来人的，我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解剖过的老鼠不下5000只

　　解放后，黄可泰念上了书。１９５４年，各地落实党中央反细菌战布署，黄可泰与另外５个人，被推荐进浙江医学院进修细菌学、寄生虫学、生物学。从此，他与细菌学结下不解之缘。

　　在校时的一次秘密行动，让黄可泰记忆犹新。那天，他们接到通知，收拾好行装，准备外出，目的地谁也不清楚。接着院长亲自带队，钻进遮得严严实实的车厢。

　　如此保密，起初大家以为是要开赴朝鲜战场。颠簸了半天到达台州某地才知道，该地报称发现有细菌迹象，他们是去检验和调查这件事的。

　　毕业后，黄可泰分配进宁波卫生学校，讲授细菌学知识。每每提及日军惨绝人寰的细菌战内容时，黄老师扬眉叉腰，声震屋瓦，本来沉寂的课堂一下子进入高潮，学生莫不感染动容。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黄可泰调任宁波市卫生防疫站防疫科，主持传染病防疫工作。１９６３年，他又被特派至省城接受鼠疫防治的培训。４个月后，回到宁波，黄可泰开始对宁波市鼠疫疫情进行监测，调查家鼠的活动和生理状况，以弄清是否还有鼠疫残留。

　　那时，黄可泰家里鼠药、笼子一大堆。瞅到老鼠，他的眼睛就发亮，然后作势欲逮。一段时间后，家里的老鼠基本上被他捉尽杀绝。几年下来，黄可泰有解剖记录的老鼠就不下５０００只。

　　让他释怀的是，监测结果均属阴性，没有鼠疫疫情迹象。尽管如此，防疫部门仍不敢掉以轻心，监测工作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以防万一。这种费时费力的监测工作，都是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麻烦。

　　潜心调查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

　　解剖老鼠的同时，黄可泰还与宁波细菌学前辈吴元章一起，对１９４０年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后在宁波引起鼠疫的情况作史实调查。

　　１９９４年，《惨绝人寰的细菌战———１９４０年宁波市鼠疫史实》一书出版发行。９万字的作品，把人们带回到当年那些黑色的日子，受到受害者家属、宁波人民及海内外医学界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关注。

　　次年，黄可泰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还筹建“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区纪念碑”。当年９月３日，开明街刻有“毋忘国耻，励志图强”的黑色大理石警示碑树立起来。

　　１９９７年，由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者１０８人组成的诉讼团，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并要求日方向所有中国受害者赔偿。８月４日，黄可泰作为中国反细菌战研究者，应日本细菌战澄清会邀请，与死难家属代表一起赴日提交诉讼。

　　８月１１日，一份长达１５０页的诉状递交到东京地方法院。这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首次索赔案。２９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家永三郎长达３２年的教科书案胜诉，文部省当年删除“７３１细菌部队”内容被判是错误的。

　　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０日，黄可泰获得一个喜讯：由日本细菌战历史澄清会策划，他的《１９４０年宁波鼠疫史实》一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很多日本友人接二连三打电话来发表看后感想。有朋友指出，这本书欠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细菌战的反应和采取的防治措施，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经过两年调研，《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一书于次年底出版。

　　除了鼠疫史实，书中增加了大量就鼠疫一事政府部门的往来电文，资料详实，铁证如山。

　　暮色中他常默默地与碑对话

　　昨天在灵堂，记者见到了黄可泰的妻子夏素琴。

　　已过８旬的老人满头白发，却风度不凡，她曾是宁大附属医院有名的外科手术“一把刀”。

　　前妻因病去世后，黄可泰和夏素琴经人介绍走到了一起。虽然是再婚家庭，但夫妻俩的感情非常好。

　　因为都是学医的，夫妻俩的共同语言很多，《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一书，夏素琴也是主编之一。之前的两年间，她陪着黄可泰到南京、哈尔滨、北京等多地调研，并且帮助他整理了许多珍贵史料。

　　１９９７年，夫妻俩随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者１０８人诉讼团共赴日本提交诉讼，两人走遍了日本的８个城市，做了七八场演讲。夏素琴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丈夫做演讲时那慷慨激昂的样子，也忘不了台下许多听众惊讶而愧疚的眼神，“尤其是去法庭提交诉讼那一刻，很激动，喉咙‘交关胖’！”

　　１９９５年，在夫妻俩的努力下，开明街鼠疫场遗址立起了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有“毋忘国耻，励志图强”的字样。不管是立碑前，还是立碑后，暮色渐渐笼罩的傍晚，夫妻俩常常散步到这里。

　　“他不大说话，就是默默地站着，大概是在心里默默地与碑对话，告诉它那场战役的进展吧。”夏素琴说。

　　■亲人同事眼中的黄可泰

　　儿子：父亲廉洁爱国

　　“廉洁，是我对党的承诺；爱国，是我对国家的承诺。”黄可泰的儿子黄东源说，这是父亲生前对儿女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对子女最基本的要求。

　　黄东源记得父亲给他讲过一件事，那是在黄东源刚刚出生的１９６０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产后的母亲营养不良，非常虚弱，而时任宁波市卫生局药政科副科长的他，管理全市的阿胶统一销售，珍贵的补品由他定时定量分发到各大药房。老百姓一看见，立马抢购一空。其实当时只要他悄悄透露一句“阿胶明天会发放到哪个药房”，家人第二天提早去排队就能买到，但焦虑万分的父亲愣是一个字也没告诉家人。

　　昨天的灵堂设在望春敬老院。记者在院子里绕了好几圈，才在南侧的角落里找到简单的灵堂。黄东源告诉记者，这样的灵堂已经有些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因为他的本意其实是“不设灵堂，不通知同事和老家的亲属，遗体直接送到殡仪馆。”

　　妻子：他用行动承诺

　　回忆两人携手走过的３０多年，黄可泰的妻子夏素琴老人竟然想不起丈夫的一句承诺。

　　“哪有什么承诺，我们都是学医的，理性得很，不会像你们年轻人那样甜言蜜语。”她说。

　　黄老用行动给了妻子最好的承诺。“他对营养学很有研究，总是叮嘱我衣食住行方面的注意点，也经常打电话让儿女们注意身体，时间长了我吃得越来越健康，身体也越来越好。每次体检，报告单上一个上上下下的箭头都没有，体检中心的人都挺吃惊。”

　　３０多年里，黄老带着妻子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不喜欢出国，说没意思，高楼大厦没啥好看的，就喜欢带着我在国内到处走！”夏素琴老人回忆，“所有名山都爬遍了，就差一个九华山没去，我是外科医生，性子急，他是从事医学研究的，总让我慢点走，听他讲讲大道。他是真的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不管走到哪个景点，他都能对这里的典故如数家珍。”

　　同事：干事风风火火

　　昨天下午，黄老的灵堂里只身走进一位送花圈的老人，他的声音很低沉：“我要来送送老同事、老领导。”

　　老人叫黄全荣，今年７４岁，是黄老原先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的同事。

　　“我们相识快４０年了。要说他，三天三夜都讲不完……”黄全荣注视着黄老的遗像，这是一张黄老年轻时的照片。

　　但黄全荣说：“在我印象中，我感觉他还是那个年纪，干起事情来，风风火火的样子。”

　　黄全荣是余姚人，１９６６年清华大学毕业。当时他学的是放射化学，毕业后，黄全荣到鄞县集士港中学教化学。

　　１９７７年，黄全荣刚下课，一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他面前。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就是黄老，当时他负责筹备全新的宁波市医学研究所，这次就是来请黄全荣的。

　　当年７月，一个学期刚结束，３６岁的黄全荣就到城里报到。当时的条件很艰苦，物资也很紧张，但黄老对黄全荣的生活却十分关心，甚至细致到一个暖水瓶，黄老也想方设法去搞来。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下象棋！下棋时，大家家长里短什么都聊，每当有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黄老总是帮着照顾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