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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郭玲玲在这个操场上接受两小时“加训”后死亡。 |
5月19日,河南郑州搏强新观念培训学校的19岁河南少女郭玲玲因上厕所未向教官报告,被“加训”两个小时后死亡。 在事发之前,学校有70多名学生,他们在家长眼中是顽劣少年,因为无法管教,所以父母们寄希望于这所特训学校。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名学生和家长,回顾在搏强的经历,很多学生称之为“地狱”。 事隔一个多月,因学校办学资质被撤销,少年们重获自由,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迷途知返,而是将在学校里的压抑更大地释放出来。而很多家长也没有因一起死亡事件改变初衷,他们仍寄希望于铁腕手段,代他们训教出一个乖巧的孩子。 死亡事件 5月19日晚9点多,操场两排杨树的空当里,下课后的学生付小楷看到,女生班的郭玲玲和吴鑫正在几名老师的监督下,摔“前倒”和“后倒”。 所谓“前倒后倒”,就是身体在直立状态下整体前倾或后倾扑地,在搏强,这是最通行的体罚方式。 付小楷熟悉那种感受,前倒,与地面接触的瞬间“手臂的骨头都在颤,脑袋会嗡地一下”;后倒呢,摔得好,咬咬牙能忍过去,摔得不好,脑壳儿着地,“感觉再来一下人就废了”。 没人说话,更别提阻拦,同学们像经过旁边的两排杨树一样,经过被体罚的两名女同学。 没人关心她们被体罚的原因,付小楷记得,有次他被加罚1000个前倒,只是因为在训练中磕破了舌头,满嘴血,未经老师同意就去厕所漱口。 大家甚至不能讨论。在搏强学校,每个宿舍里都配备了老师,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眼神都能被轻易捕捉,进而被举报,再转化为不同的体罚。 付小楷早早睡下,半夜,他被凄厉的哭叫声吵醒了,“还在罚啊”。 另一个寝室的16岁男孩柳一峰清楚地听到郭玲玲的求饶声,“别打了,我疼啊。” 第二天,同寝室的男孩偷偷告诉他,“夜里出事了”,“警车都来了”。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学校里禁止男女学生说话,好奇的男生没办法从女生那里获知更多信息。 18岁的肖瑶与死者郭玲玲是室友,她见到了这个不太熟悉的室友最后的样子,“被老师拖进宿舍时还有气儿,后来就没了”。 一同被罚的吴鑫用碎玻璃划破了自己的脖子,这个14岁的周口少女后来在病床上讲,如果不自残,她也不会被送到医院,“那天夜里死的就是俩”。 直到5月22日,郭玲玲的母亲带着家人来学校讨说法,付小楷和同学们才知道,出人命了。 5000次前倒 郭玲玲的母亲后来在派出所得知,女儿被加训的原因,是她拉肚子上厕所没向帮带老师报告。 她没想到女儿能遭受这样的虐待,也后悔当初把孩子送到搏强学校。 当初,是搏强学校的简介打动了郭母。简介称,学校立足于针对不良行为习惯的中小学生提供专业化的辅导和矫正。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007年成立至今,已成功转化3000余名问题少年。 至于具体的教育方式,简介里只提到以“特色关爱教育”为理念、以“生活体验式的心灵感悟”为主要形式。 很多家长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广告,才决定把孩子送来。他们的孩子,多数都有网瘾,伴随着早恋、逃学,父母无力管教。 早上6点起床,6点半出操,上午安排文化课,下午4点之前是心理课,之后是例行体能训练。这是搏强的日程表。 男生林灏说,文化和心理课基本就是初中课件,毫无章法可言,因为他是高二学生,有几次,老师让他帮忙解答自己解答不了的问题,甚至代理上课。 “心理辅导?根本没有。”付小楷把学校的课程设置理解得更为直白,“那些文化课就是为了在操场上折腾、接受体罚攒劲儿。” 体罚的原因五花八门,动作不标准、训练不积极、被子叠得不整齐,甚至是瞪了老师一眼,嘀咕一句“为什么”或者“脸上有不服气的神色”。 恐怖的是前倒和后倒,基数是500次,因为父母见面时偷用了手机,柳一峰被罚过5000个前倒,“老师轮流计数,每天要摔到爬不起来为止,摔了4天才摔满。” 学校有人罩着? 搏强的老师人数并不固定,林灏说,他在学校时,包括校长在内,学校的老师在十四五名左右,但春节过后好多老师离开,最少时不到10人,人少时文化课干脆都没人上。 采访期间,搏强学校校长王淇的手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相对于对老师褒贬不一的评价,学生们对这位校长的印象是“残酷”、“脾气古怪”。林灏说,很多体罚正是因为王淇的授意或默许。 付小楷记得,有次自己被罚前倒时,王淇刚好路过,他随口说了句“不标准”,教官就又加罚500个。 王淇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学校有30%的文化课老师没有资质。管城区教体局也承认,当晚进行加训致玲玲死亡的3名教官没有教师资格证。 根据学生们的描述,王淇是退伍军人,学校里的教官是直接从当地招的退伍兵。 柳一峰说,王淇不止一次说过“学校有人罩着”之类的话,很多学生和家长的佐证是,郭玲玲死亡到媒体曝光之前的20多天内,学校仍正常教学。 家长们来接之前,很多学生们想到逃跑,但多数会以失败告终。每个学生都有一名帮带老师,吃住在一起,一切举动都在监视之下。此外,不少训练有素的老生已转变成老师的得力帮手,很多新生逃跑或反抗能够迅速被消灭在萌芽中。 林灏觉得在搏强的6个月很像孤岛求生,“天天盼望着外面有船来搭救,但没人来。” 除了两个月时可以在老师的监视下见一次父母,学生们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外界的人。 一分钟“暴动” 死亡事件,让恐慌情绪在学校瘟疫般蔓延。第二天午饭期间,这些平均年龄约16岁的少年密谋了一次“暴动”。 付小楷很坚定,不是逃跑,而是“暴动”,同学们交换着眼色,“一个个都心照不宣”。入校一个月时,付小楷和几名同学策划了一次逃跑,他们试图撬开防盗窗上的铁网,然后用床单和衣服结成绳子逃出学校。 那次逃跑因为老师发现而失败,但他对这次“暴动”有所期待,“因为人多”。 下午在操场练队列,没有任何预兆,一名新来的胖胖的男生在人群中高喊一声“跑”,超过一多半的学生集体往大门方向跑。 付小楷跑在后面,这是他的策略,“万一失败了,打头儿的肯定被罚得最惨。” 跑的过程中付小楷意识到不对,学校突然多出了好多生面孔,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猜想,率先跑过第一道门的同学被六七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截住去路。 “暴动”只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失败了。 生性胆小的柳一峰没参与这次“暴动”,他看着被拽回来的几名同学轮番挨打,打头儿的两个胖男生直接被拖到避人的地方,“有的被一脚踹翻在地上,有的被一巴掌扇到墙角,棍子都打成了几截。” 付小楷感到绝望,想到能解救自己的人惟有父母,他以每月5封的频率给家里寄信,信中,他跟父母极力诉说自己的不是,承诺做出改变,只求父母早点接他出去。 但没有回音。 变回原来的样子 沉迷上网,经常逃课、从学校翻墙去网吧,还学起了抽烟,这是付小楷进入搏强以前的生活。 老师说“这孩子我们教不了”。可问题是,他的父母付强与何爱荣更管不了。 付小楷有过一个哥哥,几年前因病去世。人高马大的付强说,“如果这个儿子再出什么事,我真就不知道怎么活了。” 按搏强学校的规定,入校两个月内家长不许探视,一家三口只在入校满两个月那天见过一面,见面前,付强嘱咐何爱荣“不能当着孩子面儿哭”。结果一见面,当爹的先掉泪了。 付小楷寄来的几封信,两口子反复地读,有一封何爱荣特地带在身边,闲暇时就掏出来,看一遍哭一遍。之所以付小楷收不到回信,也是付强的意思,“要磨练他。” 河南濮阳的刘美兰也要让女儿多吃些苦,她接到郭玲玲母亲的电话时,第一反应是“女儿又耍花招了。”18岁的女儿肖瑶“抽烟、酗酒,经常三五天不着家,跟不三不四的朋友在一起。”在河南农村,出了一个“不住家”的女儿让她脸上无光,但又教女无方。 和搏强里的多数学生家庭非权即贵不同,刘美兰是卖了家里的小麦,又向亲戚借了些钱,才凑了2.1万元交到搏强。 死亡事件发生后,搏强学校被撤销了办学资格,70多个孩子自由了。 但一个月过去,很多父母又开始怀念起搏强来,他们发现,恢复自由的子女们很快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5月25日,刘美兰的女儿肖瑶又消失了。刘美兰挨个给认识她女儿的人打电话,一个女孩儿告诉她,肖瑶不开心,她会和一群朋友出去旅游,最近不用找她。 刘美兰直叹孩子没救了。死亡事件被刘美兰简化成一个意外,“如果不出这事儿,孩子们在里面上课学习,挺好的。” 同样夜不归宿的还有付小楷,他的理由是“给同学过生日”,从学校出来,他只乖巧了20天;学生柳一峰回归的也不是家,而是此前留恋的网吧。 搏强被关停了,付强觉得可惜。生于1963年的他对于铁腕手段很推崇。“这些小崽子扔到我那个年代,一个个肯定都老实了。”他不觉得搏强的教育理念有大问题,“下手不那么狠就没事了。” “不能轻信别人” 在付小楷看来,在搏强的生活以谎言开始,以人命官司结束,“除了受些皮肉苦,没任何意义。” “你觉得正常吗?”马上18岁的林灏习惯自问自答,“不正常,首先在一个正常的学校里不可能死人,即便是出了不幸事件,同学之间总该表达个悲痛吧。” 林灏不认识郭玲玲,事件发生之后,林灏有个让自己挺难过的发现:他并不感觉难过。他问了很多跟郭玲玲朝夕相处的同学,答案是同样的。 付小楷觉得,搏强里的学生之间不该叫作“同学”,“不是正常的同学关系”。就拿一次逃跑来说,几名老生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和几名新生撬防盗窗,不劝阻也不帮忙。 老师走了进来,几名老生立即告发了他们。之后12个通宵的罚站让付小楷明白一件事:不能轻易相信别人。 在林灏看来,学校就是以“罚”的方式让学生“绝对地服从”,“罚到你彻底没脾气,罚到你会察言观色,罚到你会表演成一个好孩子。”而在心理问题的疏导上,学生们从来没汲取过任何营养。 细心的林灏搜到不少搏强学生的QQ号,在林灏的统计中,多数人走出搏强后很快就会重拾坏习惯,“该上网的上网,该混的混”,“学校就是利用父母的无知赚钱”。 对于一个父亲,付强最大的收获就是儿子小楷的来信,他无数次想象信中儿子所承诺的模样。 付小楷却说,“那都是为了让爸妈把我接出去,不得不说的话”。(文中部分学生、家长为化名)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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