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沟桥事变７７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央档案馆自３日起首次在其官网陆续全文公布４５名受审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包括笔供的中英文内容提要、笔供原文和译文等。

　　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在３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他们将每天公布一个战犯的笔供，计划４５天完成。

　　李明华说，从这批战犯笔供中，公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包括策划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屠杀及掠夺资财、毁灭城镇、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驱逐和平居民等。“这些罪行违反了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令人发指。”据新华社 

　　昨日公布的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笔供内容提要：

　　据铃木启久１９５４年７月笔供，他１８９０年生于日本福岛县，１９３４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任步兵第２８联队长辅佐，１９４５年４月任陆军中将，第１１７师团长。同年８月３１日在吉林被俘。

　　重要罪行有：

　　１９３４年６月前后，在锦州“杀害了２名中国农民”。

　　１９３５年３月上旬前后，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烧掉了两个共有３００户的村庄，并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

　　１９４０年９月，在安徽宣城作战中，对躲在屋内的约５０名抗日军人“以毒瓦斯将其全部惨杀了”。

　　１９４１年在安徽巢县设置慰安所，并诱拐了２０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做为慰安妇”。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河北枣强攻击八路军，“杀害了１０人，并烧毁约有６００户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１００名中国农民”。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强制居于长城线附近２公里以内的”“居民迁移，使之成为无人区”。

　　１９４２年１月，在唐山一带命令田浦大佐“扫荡，烧毁了约有８００户的房屋，并屠杀了１千名中国的农民”。

　　１９４２年４月，在河北丰润田官营“大力的虐杀了八路军，在鲁家峪攻击洞穴时使用毒瓦斯惨杀了八路军干部以下约一百人，”又将“逃至鲁家峪附近村庄避难的２３５名中国农民用野蛮的办法惨杀了（将其中的妊妇剖腹了），烧毁房屋约８００户，将往玉田送交的俘虏中杀害了５人，强奸妇女达百名之多”。

　　１９４２年７月，在丰润将“民房烧毁了５００户，惨杀了约１００名中国农民”。

　　１９４２年９—１２月，为把迁安、遵化等地“变为无人地带，即强制该区的居民全部迁移。”“在该地区烧毁的房屋达一万户以上，强迫搬走的人民达数万以上，被惨杀者也甚多。”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对滦县潘家戴庄１２８０名的农民采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８００户的房屋”。

　　１９４２年，命令日军盘踞地区“皆设有慰安所，并引诱约６０名的中国妇女任慰安妇”。

　　１９４４年５月，在河南新乡“向抗日军游击队进行攻击并将其杀害约１０人，同时将战场附近的村庄烧毁约３００户，杀害约１００名的中国农民”。

　　１９４４年７月，在河南封丘“杀害了约４０名的抗日军游击队，并在其附近烧毁了一个约有４００户的村庄，杀害了约１００名的中国农民”。

　　１９４４年８月，向河南怀庆抗日军队“进行攻击，并杀害约１０人，将农民的房屋烧掉了约４００户，虐杀了约３０名的中国人民”。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因此后来我接到‘在林县内有１００名以上的中国人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也很多’的报告”。之后，又在长路县某村“将该村约３００户的房屋烧毁，并将该村的６６０名中国农民以极野蛮的办法虐杀了，即枪杀、刺杀、烧杀等极惨暴的方法”。“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杀害了３０名俘虏”。

　　“我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于１９４５年春在怀庆的师团野战病院命令“进行试验，即给予当时住院的１名中国伪县警备队员极高的代价进行了试验”。

　　１９４５年春，在怀庆一村庄“将该村庄的农民杀害了约５００人，将全村６００户房屋烧掉了”。

　　１９４５年春前后，将焦作“附近村庄烧毁了约４００户房屋，惨杀约１００名中国农民”。

　　１９４５年，在“蟠居地区命令设立所谓慰安所，并引诱约６０名的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任慰安妇”。

　　１９４５年７月，中旬“在醴泉进行了侵略，惨杀了约４０名中国人民”。

　　“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５４７０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１８２２９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资料来源：中央档案馆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