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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四川省蒲江县出台《关于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１０％。通知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５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

　　（７月２４日《人民日报》） 

　　按照目前内地基层公职人员的月工资水平，“不得超过工资１０％”，实际上意味着干部每次随礼的“份子钱”将大多被限制在“两三百元”范围之内，这样一个随礼限制标准，无疑低于目前现实生活中许多婚丧宴请尤其是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主体的宴请的随礼行情。此前《新京报》一份调查就显示，５６．７％的人表示“参加领导婚宴时送的份子钱要明显高于普通同事”，而其中４６．４％的人选择送５００元~１０００元份子钱，超过１０００元份子钱的占２７．６％，个别甚至多达万元。

　　在这种现实语境下，如果上述规定能够得到严格落实，当然有利于遏制时下婚丧宴请中普遍存在的奢靡化，甚至腐败性质的高额“随礼”陋习。一方面，可以减轻送礼者面对“红色罚单”时的随礼负担，避免相互攀比的随礼之风，正如有当地公务员表示，“给礼金设上限，谁都不攀比，再也不用担心送多送少的问题了”；另一方面，能够压缩一些党政干部以婚丧宴请为名，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变相敛财受贿的空间。

　　但也要清醒意识到，这一规定的积极价值不宜高估。首先，随礼限制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可执行、可操作性，就难让人乐观。随礼主要发生在个人生活领域，具有相当的私密性，纪检部门如何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县党政干部们真实的随礼情况———究竟哪些人超额随礼，哪些人超额收礼？如果当事人不主动、准确报告，纪检部门又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手段方式，进行监控监管？

　　即便这种随礼监管是完全可能的，也会伴随许多显而易见的副作用。比如监管的成本会非常高，耗费大量公共监管资源，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乃至最终变得难以为继。

　　更重要的是，站在反腐角度来看，上述规定固然具有现实针对性，事实上还是一种枝节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反腐措施。要真正治本，无疑还须将官员掌握的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比如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如此，官员财产必须随时被置于阳关之下接受公众监督，一旦涉嫌财产来源不明，即被绳之以法，那么随礼是否“超过工资１０％”，也就显得无关紧要。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