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涛在事迹报告会上动情演讲（资料图片）

何涛丈夫侯灿上网搜索关于此案的消息。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晚上，一场车祸导致侯灿颈椎骨折，全身瘫痪。当时还是女友的何涛不离不弃，从上海跟随侯灿来到安徽六安的农村照顾侯灿，还坚持生下了他们的孩子。２００９年何涛被评为“孝老爱亲”全国道德模范。但她利用在妇幼保健所上班的便利，和丈夫贩卖数十份《出生医学证明》，约获利７万元。

　　何涛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道德模范称号被撤销。并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何涛“过山车”般的十年发人深省，也引起了公众关注：其命运转折背后所暴露的，除了人性的弱点，有无管理的缺失？各界的奖惩褒贬应针对“行为”，还是针对复杂多维的“人”？

　　一人勉力撑起一个家

　　两张医用单人床并在一起，占据了卧室的大部分空间，其中的一张能升降，侯灿就躺在上面。自从８月１日何涛被警方带走后，帮侯灿洗漱、吃饭、把床摇起来锻炼等日常琐事，改由侯灿的二姐操持。

　　床头的墙上悬挂着两人的婚纱照，照片上何涛笑靥如花，旁边是一家三口的合影。侯灿解释，照片是他们的事情经媒体报道后，一家影楼专程赶过来为他们补拍的。当时，侯灿因为病情脸部浮肿，化妆师还在他脸上扑了些粉。

　　补拍婚纱照时，他们已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各种荣誉称号和生活上的帮扶也纷至沓来。那几年，他们受访时对媒体说得最多的，还是之前“最艰难的几年”。

　　２００５年，侯灿在上海不幸遭遇车祸，第三、四节颈椎脱位，状态近乎植物人。当时，他的女朋友何涛刚１９岁，是一位籍贯江苏、出生成长在上海的都市姑娘，两人相识相恋近一年。

　　何涛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意识到那是他唯一一次做爸爸的机会”，何涛在此后的多次事迹报告中都提到了当时的想法，她想用孩子唤起侯灿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悉心照顾、每天俯身对侯灿说话，在上海无钱医治后，她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侯灿并随他落户在大别山区的农村老家。

　　刚回到六安时，小夫妻绝望中还抱有希望，继续在六安市的医院治疗。为省住院费，他们租房住，每月花３００元雇人拉着侯灿往返于医院。身怀六甲的何涛来回奔波照顾着侯灿，直到临盆前一天。看到孕妇如此辛苦，不了解情况的旅馆老板最初直骂侯灿家人。

　　侯灿有３个姐姐，但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太好，能提供的帮助有限。侯灿妈妈因为儿子的遭遇受到打击，突然偏瘫，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

　　“那时对她没信心，觉得早晚都得走，晚走不如早走。”侯灿说，他用很难听的话骂何涛、赶她。有次何涛回上海向父亲要钱，侯灿在她提着箱子离开时说，希望她不要回来，“但又担心她不回来”。但何涛回来了，学习生火、做饭，勉力撑起了这个家。

　　何涛丈夫侯灿自称“主犯”

　　“如果没有何涛，现在我的坟头都长草了。”多年后再次提起往事，侯灿在记者面前失声痛哭，“如果有下辈子，就下辈子报答她，如果没有下辈子，只能永远欠着她。”

　　侯灿的又一次痛哭是在提到案情时。“肠子都悔青了。”他说，上网时得知卖《出生医学证明》可以赚钱，他想到何涛有便利条件，就生出倒卖的想法。最初何涛不同意，他一直劝她说“没事儿”。

　　侯灿坦承，他知道这种做法不对，但“一搜，网上到处都是办证的”，觉得卖这个证没那么严重，而且听说别人都没事儿，抱着侥幸心理，想赚钱贴补家用。他说，至于怎么卖、卖多少钱，何涛并不清楚。如果知道事情会像现在这样影响巨大，“无论如何是不会做的，更不会害了何涛。”

　　由于被警方控制，何涛当初是怎样的想法不得而知。当地警方在通报中简单提到：“何涛利用护士工作之便，从单位非法获取《出生医学证明》，交由其夫侯灿通过网络贩卖谋利。”记者试图就侯灿“主犯”的说法向警方求证未果。

　　《出生医学证明》被称为人生第一证，它能证明新生儿的血亲关系，是户籍登记机关进行出生人口登记的依据，也是办理其他相关事项的依据。

　　《出生医学证明》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印制，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统一编号，由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并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签发。

　　记者查询发现，以非法获取《出生医学证明》为婴儿上户口的报道曾见诸媒体。

　　侯灿说，他卖出去的《出生医学证明》被用来上户口时，相关部门因婴儿出生医院所在地距离其籍贯地太远而生疑，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们。不过，此说法未获警方证实。

　　道德模范妻子背后的丈夫

　　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事发后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疑问。有网友不解：何涛一家是否生活无着，当地政府是否只给“虚名”而无相应的救助和帮扶？

　　“政府照顾了我们很多。”侯灿告诉记者，何涛收获的荣誉和他们所受到的帮扶一直持续。

　　２００７年，当地一位人士得知何涛与侯灿的故事后很感动，写成文章发表。此后各地媒体的采访渐多，荣誉和帮扶接踵而至。之前欠下的高额医疗债务也因政府的帮助和社会捐款得以偿还，何涛也被安排了一份工作。

　　案发前，何涛月收入两千多元；他们一家三口，侯灿和９岁的儿子享有低保，每月超千元，家庭每月总收入近四千元。此外，住政府照顾的廉租房，孩子也开始读书。在侯灿二姐看来，何涛家“这几年的日子刚好起来”，瘫痪的侯灿也坦言，渐渐对生活有信心。

　　“要是一直都这样有保障就好了。”侯灿说，他们感激政府给予的这些，甚至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幸运。可他也清楚，这些都是因为何涛的荣誉带来的。如果有一天荣誉淡去怎么办，“还是得靠自己”。

　　侯灿对自己重新站起来抱有很大希望：“现在医学发达了，绝对有可能的。”他举出同类病症的病人数量，以证明该医疗市场的广阔，他还能转述网传的一些国家对这种疾病的研究进展。“到了那个时候，没有几十万是不可能治得了的，政府可能给你掏钱吗？”

　　侯灿说，只要上半身恢复，能坐着轮椅自如移动就满足了。现在他的一只胳膊有知觉，也能坐着自动轮椅出去转悠，但回家时就无法开门，只能等何涛回家或请路人帮忙。说到这些，他有时也自嘲：“人总是得到一点好处，就想要更好的。”

　　“想要更好”的想法不仅存在于疾病方面，侯灿说，儿子渐渐成长，“学校的好坏差别很大”，他们想把孩子培养出来，以后也算是个依靠。他曾试图想办法挣钱，为何涛分担一点，不想躺在床上“吃软饭”。

　　侯灿用手背在触摸屏上滑动，屏幕上出现键盘，他又滑动键盘开始打字。车祸前他就爱玩电脑，车祸后，自从右臂有了知觉，电脑成了他打发时间、和外界联络的重要通道。“我开玩笑说，电脑是我的小老婆。”

　　侯灿说，他曾经根据病友的建议做“投票”，也就是当“水军”。但注册用户名、邮箱，他的手不太方便，一天下来特别累，最多一天只挣了三四块钱。

　　侯灿还说，他曾想过卖六安当地的茶叶。“开实体店肯定不行，得开网店。”侯灿说起做生意头头是道。他还想过开彩票店，询问后发现，自己还是“干不了”。他甚至曾动过包装何涛做些生意的念头，但得知何涛的情况“不允许经商”而作罢。

　　案发后有网友评论“道德遭遇金钱”，他对此评论发表看法：“那个道德奖章，给几千块钱我可能舍不得卖，几万块钱就不一定了。”

　　努力赚钱的同时侯灿也没拒绝求助。记者在网上看到侯灿于２０１２年底发布的求助微博，询问当时他们有何难处？他有些记不起来的样子，确认年份后说，当时也得到了一些帮助。

　　对于侯灿的评价，有受访者用了“精明”两字。

　　采访中，侯灿的二姐走进来，帮他拉直腿以便让腰部感觉舒服些，但动作不太熟练。侯灿的脚之前训练时不小心蹭破了，缠着纱布，她现在担心愈合艰难。侯灿说，已经习惯了何涛的照顾，他一晚上需要翻三次身，何涛也从定闹钟变为固定生物钟，每到凌晨一点、四点就醒过来，有时候他醒来发现已经翻了身。何涛帮他穿衣服非常熟练，侯灿回忆：“她曾开玩笑说，要是有给瘫痪者穿衣服比赛，她肯定能拿第一。”

　　提到何涛，屋间里又沉默起来，侯灿的二姐埋怨侯灿害了何涛，侯灿只是默默听着。他说，这样的指责近来经常出现，有一次他忍不住对二姐吼道：“你没钱了没饭吃还能去要饭，我这样的连要饭都做不到！”

　　人性弱点？管理失误？

　　十年间，“道德”为何涛带来荣誉，荣誉带来了工作，而就在这份工作中她失去了荣誉、涉嫌犯罪。不过在其婆婆眼中，仍然是“没有儿媳妇，就没有这个家”。

　　在侯灿的农村老家，曾经偏瘫的侯灿母亲目前恢复尚可，还能用右臂扛着小锄头干点农活。８月６日上午，侯灿母亲坐在屋里，用脚踩住豌豆的一端，然后用能活动的右手择菜。她对儿子、儿媳的遭遇尚不知情。她告诉来访者，何涛当年和父母闹翻，执意跟侯灿回六安，几年后和家人关系缓和。其父母到侯灿家，侯灿妈妈向对方表达谢意，说这个家多亏了何涛。

　　有声音认为道德模范涉嫌犯罪是“打脸”，并质疑其道德。也有人认为人性多维、复杂，对其评价应“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

　　还有声音追问：行为都产生于一定条件，此案中是否有相应的管理措施来约束人性弱点？

　　记者了解，裕安区妇幼保健所相关责任人的职务被调整，其《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地址搬到区卫生局院内，工作人员得到培训，签发过程被加强监管。

　　８月７日，裕安区卫生局一楼，两名工作人员面对面办公。前来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市民先到“签发处”登记信息，再到“验印处”盖章。

　　这是“证章分离”管理，也是《出生医学证明》所要求的签发程序。在裕安区妇幼保健所以及西河口乡卫生院，记者皆看到了相关管理章程，以及违规处理办法。

　　案发前，何涛为何能将盖章的空白证件拿出医院，医院为何未能发现？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据了解，在六安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机关对何涛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当地卫生系统对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培训等工作已然在进行。有乡级卫生所的工作人员称，先后几次到市里参加培训，培训中何涛的事情曾被提及。目前乡卫生所对证章的管理也较以往得到加强。

　　不过何涛未能参加这些培训，此前她已被暂停工作。

　　曾经的担心加速到来

　　侯灿多次表示“肠子悔青了”、他害了何涛：“如果她现在恨我，出来后离开我，我也能理解她。”

　　“现在只要何涛能出来。”侯灿说。那几天天气炎热，他担心何涛在里面受罪。

　　“何涛在里面肯定也着急。”侯灿二姐说，以往何涛去参加巡回演讲、上节目等活动，由她们来代为照顾侯灿时，她一天会打好几个电话问怎么样。在他二姐眼里，弟媳妇何涛是个“老实人”。

　　何涛是否能自由，是侯灿现在最在意的。在何涛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侯灿咨询了律师并根据家庭成员需要照顾的现实情况，为何涛申请取保候审。可是接连几天没有消息，他有些焦躁。

　　“这都三四天了。”侯灿有些担心，作为曾经的全国道德模范，何涛会不会被从严从重处理以起到“震慑”作用？

　　接下来他好像问记者，也像是自言自语：“也有过了很久才批准取保候审的吧？”

　　案情之外，侯灿依然担心生计。“称号没有就没有了，你们记者能不能呼吁一下，工作留着。”侯灿说，他曾想过何涛没工作后能做什么，“只能卖小吃，我又干不了，何涛会更辛苦。”

　　可有些事情难以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有媒体８月７日晚报道，中央文明委已批准撤销何涛的全国道德模范称号。报道称，根据２００８年３月中央文明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工作的决定》，对于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有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或违纪违法行为的，由省区市文明委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文明委批准后，撤销荣誉称号、相关奖励和帮扶待遇等。

　　相关奖励、帮扶待遇都有哪些？目前尚不清楚。当地一位政府人士个人推测：政府会在政策范围内保障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但像慰问等“额外的”可能就难说了。

　　而侯灿之前努力寻找挣钱机会、并在此间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重要驱动，正是担心光环淡去、帮扶消失后的生活无着。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