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谢 1926年生于柬埔寨马德望省一个富有家庭，年轻时在曼谷修读法律。他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创始人之一,曾是仅次于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波尔布特的二号人物，1975年到1979年波尔布特当政时期，农谢出任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农谢一直是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人称“二哥”。1998年，他向柬埔寨政府投降后获特赦。但是，特别法庭拒绝遵守这一决定。

乔森潘 1931年出生于柬埔寨柴桢省，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1985年，乔森潘在名义上取代波尔布特，成为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1991年，柬埔寨内战各方签订《巴黎和平协议》。其后，乔森潘与农谢、塔莫克等人共同组成了九人委员会，夺取了波尔布特的军权，并在1997年对其进行了公审。次年，乔森潘和农谢宣布向柬埔寨政府投降，正式结束了红色高棉的武装斗争。

　　经过长达3年的审判，柬埔寨一所受联合国支持的战争罪法庭7日宣判两名在世的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犯有反人类罪，88岁的农谢和83岁的乔森潘均被判处终身监禁。

　　共同社8月7日称，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庭庭长尼农宣布了这一判决结果。

　　上述二人是第一批面对司法的红色高棉政权领导层成员。波尔布特1998年离世，当时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尚未成立。2010年，审判庭判处红色高棉监狱长康盖尧30年有期徒刑。

　　臭名昭著的杜斯兰营监狱的两名幸存受害者之一宗梅（音）说：“正义得到了伸张。对于判决结果，我很高兴，也很满意，因为两个人都被判了终身监禁。”

　　红色高棉在1975年~1979年掌权期间，据信柬埔寨有多达200万人饿死、累死或被处决。

　　两名被告过去都曾辩护说，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并不了解人民受迫害的真实情况。

　　但检控官指出，农谢和乔森潘是负责制定当时有关政策的领导人，他们串通一气，残酷实施有关政策。

　　背景

　　资料

　　红色高棉的恐怖执政

　　两百万人的大迁移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而这一天，却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日子。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出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

　　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处境之中。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同年9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而大部分的金边人没有料到，此次的离开，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

　　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而波尔布特策划的这次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直接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

　　“旧人”和“新人”

　　波尔布特掌权之后，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

　　血腥的内部清洗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此后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

　　红色高棉瓦解

　　1978年12月，越南出兵10万侵入柬首都金边。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了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红色高棉执政时代结束。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

　　波尔布特1998年4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临终前仍不思悔过地宣称“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

　　红色高棉时期发生的一切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亲历者口述

　　华侨忆红色高棉屠杀

　　在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的“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导致很多人饿死、病死、累死。红色高棉执行的“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使一大批干部被秘密逮捕和处决。华侨阿潘随160万金边人被赶到农村，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期。

　　吃的记忆

　　“真苦啊！去的路上，自己找吃的———找不到，饿死渴死活该！到了农村就集中起来，男女分开住，集体劳动，吃大食堂———吃食堂还不如让各人自己找食呢！喝粥水、菜汤、稀糊糊，碗里照不见半点油花的。除了干部，谁都吃不饱。绝对禁止私自开火，寻摸到些能吃的，不小心让人看见，就有可能给告发，打你个半死算轻的，真有为偷嘴被处死的。所以，找食得一个人秘密地找，秘密地吃，像做贼，不，要比做贼更小心、更隐秘才行！”

　　“在农村，一堆人挤在茅屋里睡。谁给你蚊帐啊，也不允许点蚊烟驱蚊子，说是怕有人趁机放火搞破坏。这样，很多人就得了疟疾。我也染上了。还是当地人教我，剥些苦树、木棉树的树皮熬水喝。不能生火烧水，只能用生水泡。居然慢慢好了，捡回一条命。”

　　“有一天，我又偷偷到一块收割过的水田里捡漏下的稻子，远远看见那边有个女孩子向我求救，她腿上黑麻麻地爬了一腿的蚂蟥，都吸饱了血，看着确实吓人。我赶紧找了些干树枝点火去烫，蚂蟥一条条掉下来了。女孩子这才缓过气来，就很感激，这样，抱了我一下……”

　　“柬埔寨传统，男女之防很严，赤柬就更严！我俩虽是半大的孩子，这个样子给人看见不打死也要挨斗，我赶紧安慰她一下，推开她……”

　　“两天后，这村的村长叫我去，细细地问我，我是什么人，从哪来，家里情况等等。我记着阿爸教我的话，只说自己是孤儿，也不知道老家何处。看得出，村长并不相信，分明有点怀疑我是华侨———华侨都隐瞒自己的身世。村长没再问，只分配我当村里的牧童。尽管年纪小，我也明白他是存心给我一条活路。”

　　“我离开村长屋子的时候，无意中看见那个姑娘站在屋后摘菜，原来，她是村长的女儿。因为我帮她赶蚂蟥，她阿爸就帮回我一把？”

　　伪装看病

　　“缺吃少药，不算什么，更凶险的在后头呢！一天，组长通知我———那时集体劳动，都是几个人编成一个劳动小组，几个小组归一个小队———三天后，傍晚收工集中开会，还有谁谁谁。听到这个通知，真是从头冷到脚趾尾。我知道所谓‘开会’不过就是集中秘密处死的意思———我为啥知道？这样的‘会’先前开得多了，所有给通知前去‘开会’的人，从来没有见回头的———人都到哪去了？没人敢问，没人敢提，可人人心知肚明。”

　　“这是一个死关！我不要去开这种‘会’！我只想逃，逃进森林，就是给毒蛇咬死，给老虎吃了，我也要逃！”

　　“……可是不行！你逃到哪里去？哪里都是赤柬的人，哪个村子的人都是登记了的，一个人没有通行证，落到他们手里也是个死……”

　　“想啊想啊，半天，我跟组长说，我肚子痛得厉害，又拉又吐，不去医院怕不行了。组长看了我一眼，他会不明白吗！恐怕见我一个孩子，有心放我一条生路———居然真的批准我住院了！”

　　“入院也未必就能逃出命，还要看医生接不接收。来了个女医生，后头还跟着两个周身黑的赤柬分子。我一眼认出那个医生是华人，原先也在金边的。我险些用中国话和她说话，她举手这么一摆，以示制止———我顿时领会，只用柬语诉说病情。那会儿，身为华侨处境很凶险，一来，柬埔寨的华侨经济地位普遍比当地人高，读书识字的人多———知识分子是赤柬重点消灭对象；在他们眼中，华侨毕竟是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赤柬清洗不分血统、敌我，主要看你的语言、生活习惯，尤其看你有无文化。凡在红色高棉政权以前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思想都受过旧社会污染，都在清洗之列。那个女医生能活下来，可能因为他们也免不了伤病，不能把医生都杀光。谁知道！反正，我没说穿女医生的身份，女医生也让我入院了！”

　　“有一回，干部传达上面的通知说，谁懂外语的，不论华语、英语、法语、越南语……都报上名来，国家需要翻译。我会说中国话，有父母亲人在越南，不过终究不敢轻易报名———我假装什么都不懂，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报了名，就给带走了，消失了……”

　　综合新华网、《参考消息》《文史参考》《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