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５１岁的成都游客孙川在斯里兰卡旅游时，为救同伴不幸身亡，目前家属正为其申报见义勇为。但当地政府部门认为，见义勇为只适用于省内，并且孙川所救的是同行游伴，从法律上讲，救“熟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仍存在争议。

　　（８月１１日《北京青年报》） 

　　何为“见义勇为”？面对这个问题，各人理解或不同。事实上，由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我国并无直接的法律对此予以调整，各地地方性法规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状态，即便如何界定“见义勇为”这个最基本问题都无统一标准。然而，绝不能简单地以熟人来否决见义勇为的认定。

　　见义勇为之所以被认为是人类崇高行为，要得到特殊保护，是因为义者超越了自私的狭隘心理，承担了本无义务去承担的社会责任。换而言之，界定见义勇为，应看施救者是否有法定施救义务，而不能简单取决于双方关系。如果行为人在法律上本就有施救的强制义务，就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见义勇为，相反，如不施救则须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现行法律，施救义务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法律明文规定，如父母对所监护孩子必须施救；二是先前行为引起，如成年人将儿童带到水边，孩子溺水，成年人必须施救，再如，致他人处于伤亡危险，有能力施救就必须施救；三是职业准则要求，如见义勇为是警察的法定义务，但相关保障应由专项职业法律规定，不适用一般规定。 

　　仅以对熟人施救为由，拒绝认定见义勇为，这显然站不住脚。在现代社会中，熟人之间也是彼此独立的法律主体，和陌生人无本质区别。在此事中，孙川对熟人施救顶多算是道德要求，并非法定义务。可见，当地政府部门的说法不符合立法精神。

　　而《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提出“见义勇为只适用于省内”，这确实是地方立法的遗憾。其实，认定见义勇为是否应采取行为发生地主义，在各地也存在差异。如《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就规定，“非本市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或者本市公民在本市行政区域外见义勇为，参照本条例予以奖励和保护”。

　　见义勇为难能可贵，要避免义者陷入法律争议的尴尬，流血又流泪，就需要上升到国家统一立法的高度，对见义勇为的实体及程序认定、相关法律关系的界定、激励机制、保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让国家和社会真正全面承担起对勇为者的保护责任，让全体公民无论在哪个省市，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无后顾之忧，敢于伸出援手。舒锐（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