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高校的职称评审，一方面追求“学术ＧＤＰ”，论文发表数量及发表期刊的档次决定排名；另一方面，原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了对名额的竞争，评审指标有定数，评审标准相对灵活，导致潜规则盛行。（８月１９日《中国青年报》） 

　　以笔者的工作经验，上述问题确是当前国内高校职称评审现状的一个速写。一方面，职称与工资福利待遇乃至课题申报相挂钩，教授可以“通吃”，讲师只能等待“熬成婆”，更有高校规定，一定时段内不发表论文、不晋升职称，则“非升即走”；另一方面，每年的评审指标有定数，于是乎申报者打破头也要争取占一席之地，由此导致花钱买论文、贿赂评委等成了潜规则，学术斯文扫地。

　　每每谈及此，批判的矛头都会指向高校的行政化，认为行政化下达的评审指标和拟定的评审标准是罪魁祸首，行政权力干扰了学术权力。一定程度上，不能否认大学校园内行政权力长袖善舞的危害性，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职称评审标准，归根结底要通过学术委员会讨论、审查和通过，而非行政权力可以独断专行，所以还要怪一些评审专家已放弃了学术底线。

　　更大的问题是，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公立高校，目前并未打通人才在体制内外合理流动的渠道，大学基本上还处于“只进不出”的人事状态。本世纪初以来，各地高校为了追求“学术ＧＤＰ”，敞开口吸纳高学历或者有留洋背景的人才，即所谓的“大力引进人才”。经过十多年的“大跃进”，无论在人员编制上，还是职称结构上，很多大学业已饱和。由此导致，许多大学新增一个教授评审指标，就要等待一名老教授退休以腾出指标。在此背景下，职称评审注定要畸变成对名额的竞争，竞争者像吹气泡一般追求论文数量也就不稀奇，甚至会不择手段。

　　改革积弊，重要的有三点。一者，以养老金并轨等作为政策支撑，打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员流动路径，为职称评审流动出空间；二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评聘分离”，把教授的聘任权完全交给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可以低职高聘，甚至取消职称资格的评审；三者，建立以大学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的现代大学制度。

　　只有把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完全交给与大学兴衰休戚相关的理事会，其既要为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学名誉兴衰负责，又要直接接受师生的监督———直白讲，只有当大学成败攥在大学自己手里的时候，职称评审或者聘用才会回到学术轨道。

　　燕农（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