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3版）

　　“400小组”

　　有时不得不提供真情报

　　乐群是北仑小港人，１９１８年出生。父亲是宁波和上海两地的富商。她的身份是乐家大小姐，老板的千金。１９３８年，乐群就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派到苏北军部。

　　１９４３年，新四军在浙东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军部派乐群经上海到宁波建立一个交通站，于是，乐群又回到故乡。

　　乐群的任务就是与朱人达取得联系，由乐群负责、领导这个小组的反间谍情报工作。

　　乐群来到城工委驻地杜岙村，见到了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主管敌伪军工作的丁公量。

　　此后，乐群在４００小组和丁公量之间，架起了一条联络通道。丁公量向乐群介绍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反间谍小组”的详细情况，“你的代号定为４００。今后这个小组就叫４００小组。”

　　乐群到宁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一考察和认识４００小组的成员。经过考察，乐群掌握了全面情况，这个间谍小组的成员也看到区党委派来的这位“女政委”态度诚恳，水平很高，相互间建立了信任。

　　此后，乐群一般晚上来。她一来，小组的同志都聚到４０１号的家，在楼上会客室打牌打麻将。莫奇就在楼下堂前做针线望风。

　　铃木手下共有八大密探小组，互相勾心斗角。朱人达组必须提供情报，才能让铃木信任，才能潜伏下来。因此，在乐群的领导下，４００小组也会巧打时间差，给宪兵队提供真实的情报，但是，这些真情报实际上是已失效了的。比如新四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秘密开会，但当日寇拿到情报采取行动时，司令部领导已开完会走了。

　　朱人达不断给铃木情报，虽然这些假情报都失效了，但他们却以为是自己行动迟了，或走漏了风声，因此，铃木对朱人达的怀疑渐渐消散了。

　　４００小组的资金非常紧张，交涉、应酬、走路子、通关节营救被捕同志，都要花钱。丁公量指示他们，可以自行筹集。因此，乐群和朱人达等有时把奸商、恶霸作为对象，必要时“敲”他们一笔。第一次、第二次，各向一位汉奸老板敲了１００万伪币。第三次竟敲到了１亿伪币，那人原来是为国民党俞济民部暗地里向各行各业商人收税的。

　　经费有了来源，４００小组还按上级指示采购了一些西药、布匹、纸张、日用品……送到四明山。

　　皮箱装炸药

　　从上海运往四明山

　　４００小组行走在敌人的尖刀上，经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有一天，朱人达接到指示：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炸药，但无法运出，命令朱人达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正急得要命，朱人达得知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带着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于是，４００小组商定由朱人达央求木杨和程明，带朱人达和莫奇一起去。朱人达对程明说：“我们夫妻都是土包子，没有到过上海，很想去玩，你们肯带我们去，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

　　程明一听很高兴，就对木场说了朱人达的意思，木场点头了。

　　到上海后，朱人达和莫奇顺利取到了一箱炸药，并把炸药放在一只新买的女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几件衣裳。

　　回宁波的那天，莫奇一手拎着女式皮箱，一手挽着朱人达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程明的后面，箱子很重，莫奇只得硬着头皮拎，不敢慢半步。

　　上海火车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朱人达反应很快，拎过莫奇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手里。木场的拎包由程明替他拿着，他空着两手。朱人达对木场说：“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

　　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你怎么自己不拎上车呢？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

　　朱人达小声回答：“你们日本人一定会检查我的行李的。这样会影响你上车时间。我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虽然一路上多次检查，但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都没过问。　

　　平安回到宁波后，４００小组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顺利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机密泄密

　　“400小组”

　　处境危急

　　１９４５年４月，《新浙东报》上发了一篇报道，说铃木政一有厌战情绪，最近把抢来的衣物变卖，将钱寄给日本的妻子，为回国作准备。

　　铃木政一首先看到报纸，大发怒火。很快，报纸被日军检获后，铃木挨了上司一顿臭骂。

　　因为铃木写信寄钱时，让王福舟替他拿信封信纸，所以，他首先怀疑王福舟。铃木对朱人达大发雷霆，叫朱人达把王福舟扣押起来。

　　事实上，铃木私下里说过厌战的话，当时莫奇在场，她把自己听到的话，向４００小组作了汇报。王福舟又结合自己看到的情况，把两件事综合起来，写成绝密情报，交给乐群，送到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的手中。谁知负责处理情报的技术书记，把它当作揭露日军将要失败的重大事态发展，稍作修改后发在了《新浙东报》上。丁公量看到后，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向乐群传达了三个应急方案：一是如果情况紧急，先让王福舟撤离；二是如果敌人追查得紧，４００小组处境危急，全体撤离；三是如果有挽回措施，力争一个不撤。

　　面对这种突发的危急情况，朱人达动起了脑筋。

　　第二天一早，朱人达就到隔壁徐章翠家里。

　　朱人达问徐章翠：“阿娘，铃木同你讲卖西装卖大衣那天，王福舟在场吗？”

　　徐章翠答：“那天国芬、阿比在场呀，王福舟不在。”

　　朱人达有主意了。阿比是伪乡长，经常来宁波，他是日军、新四军两面讨好的人。朱人达马上通过暗线，通知阿比近段时间千万不要来宁波，避免面对面对质。

　　同时，朱人达又请徐章翠做了一桌日本料理招待铃木。

　　吃饭时，徐章翠用日语关切地对“干儿子”铃木说：“你以后到我这里来不要说华语。阿比听了给你传出去了！你看，阿比不敢来了。王福舟很规矩的，嘴巴很紧的，是忠厚人……”

　　由于徐章翠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铃木相信了干妈的话，而且阿比也找不到了，这事才安然过关。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４００反间谍小组”的成员也胜利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返回四明山根据地。他们还策反了一批敌伪人员，共有６０多人，带着一部电台、一挺机枪和许多枪支弹药投奔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