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94岁的丁公量在上海寓所。 　　(图片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

解放战争时期的丁公量▲

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资料图片由摄影记者刘波翻拍。

　　1944年秋，为了搞到日寇的情报，配合援华美军在浙江东南沿海登陆……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何克希司令员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潜伏在日寇宪兵队。

　　丁公量，化名粟后，当时任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也是“400反间谍工作小组”的领导人之一。如今，400小组的9名成员都已离世。今年已94岁高龄的丁公量是惟一熟知内情的人。听他说起当年往事，犹如发生在昨天，一幕幕让人触目惊心。　　

　　记者 毛信意 

　　（特别鸣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对本文写作提供支持）

　　将计就计

　　潜入日本宪兵队

　　朱人达（原名周迪道）１９２７年入党。１９４１年担任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１９４４年初，何克希司令员特地召见他，当面布置任务，要他想尽一切办法，在最短的时间里筹足８００万元巨款，以作军用。

　　然而，当朱人达去余姚陆埠筹款时，被一位曾有过纠结的伪乡长出卖，日军得到消息后，直奔陆埠，挨家挨户搜查，终于将周迪道抓获，先是把他押解到余姚日军警备部，后来又押解到宁波宪兵队。

　　当时，日本宪兵队驻在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的三层楼洋房。小洋房地处宁波市中心，宪兵队进驻后，内外岗哨密布，地下室设有牢房，配备各种刑具，小楼一度成了魔窟、地狱。

　　１９４４年，日军宪兵队大队长名叫大场敬次，３０多岁。宪兵队内设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其中思想课专门推行“大东亚共荣”和平思想，思想课课长叫铃木政一，二十八九岁，会说中国话，喜怒不形于色。

　　在日本宪兵队里，朱人达在叛徒的指认下，他的财经委主任身份很快被暴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日军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关押了他一段时间后，故意放了他，要求他成为日军的密探，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实际上暗中监视他的行动。

　　于是，朱人达暗中写信给谭启龙和何克希，“希望能同意我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获得上级同意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另外几名被捕的同志一起，在敌人的内部成立了新四军“反间谍小组”。他的代号是４０１，担任反间谍小组组长。

　　这个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组员：４０２周列平（原名周斯明），４０３马鹤九（原名冯禾青），４０４王福舟（原名王福林），４０６莫奇（女，原名徐笑奇），４０７张黎（女）、４０８陈婕（女）。早期有一名通讯联络员叫张炎。后来，乐群担任联络员，代号４００，担任４００小组的领导人，所以后来改为４００小组。而乐群的直接联系人就是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化名粟后）。

　　４００小组除了这些核心的人员外，还发展了１０名左右的外围人员。

　　伪军突袭

　　交通站站长

　　莫奇被捕

　　在４００小组里，朱人达与莫奇还有一段“金玉良缘”。

　　莫奇，原名徐笑奇。出身于富裕人家，１９３９年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受中共地下党、老师的影响，到四明山参加新四军，并入了党。

　　１９４３年底，鄞县古林区交通站站长陈洛宁生孩子，急需找个人接替她的工作。古林区是一个游击区，地盘很大，是四明山根据地通往“三北”的重要通道，也是日伪进犯四明山的必经之地，交通站在敌占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离敌人据点只有五里路。环境很复杂。上级反复考虑决定：从１９４４年１月起由莫奇接替陈洛宁，那年她２０岁。按上级指示，改名换姓，在伪乡公所报上户口，领了良民证。表面上是村里包荣庭家的人，暗中做秘密交通站站长。

　　１９４４年初夏的一天，伪军突然包围了包家岩村，莫奇被抓，但由于莫奇机智地将一封密件吞入肚子，伪军没有搜到任何与四明山根据地有关的东西。

　　敌人审问她时，她一口咬定“我是包荣庭家的亲戚”。伪军拿她没有办法，就把她关了起来。但是，她的口音与当地相差很远，长得细皮嫩肉的，不像农村姑娘，一时无法打消敌人的怀疑。

　　关了一个月，伪营长又来提审了。莫奇还是装傻一问三不知。伪营长命令他手下的兵把她押送到他家里。

　　营长老婆见老公带回一个年轻姑娘，拉下脸气呼呼地说，怎么又弄回一个女人来？莫奇一听就明白了，赶紧跑到她面前哀求道：“太太，我是来走亲戚的，年纪轻轻的姑娘哪里敢当什么新四军啊，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啊，太太，您行行好，让长官放了我吧。”

　　营长太太当然知道老公肚子里的鬼主意，把他盯得死死的，不给他“作案”机会。莫奇拼命讨好营长太太，博得她同情。

　　瞒天过海

　　朱人达与莫奇

　　结为“夫妻”

　　莫奇被捕后，消息很快传到了敌工委，组织上指示“反间谍小组”组长朱人达组织营救。但是，当时朱人达并不知道莫奇具体被关押的情况。他和反间谍小组的几位成员商量后，想了一个假结婚的主意。

　　一天，朱人达找来翻译程明，一起在一家饭馆里喝酒，向他叹苦：“我现在是汉奸了，老婆还在三五支队，她也不会再跟我好了。我现在独自一人，很寂寞，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

　　程明立即点头称是，问：“你是不是想找个女人了，我帮你介绍一个？”

　　朱人达说：“那太好了。乡下女人、女犯人都行。不知道有没有近日新抓到的女犯人。”

　　程明不知是计，说：“正好有一个女犯人，怀疑她是三五支队的，但审了几次，她都矢口否认。如果你有意向，我可帮助向铃木说情。”

　　朱人达是有妻子的，在四明山三五支队。他大张旗鼓地想另娶，铃木起了疑心：“你的娘子在四明山，现在你在宁波另找一个结婚，万一四明山的娘子找到宁波来怎么办啊？”

　　朱人达笑答：“我四明山的娘子知道我参加了‘和平’，为你们做事，不会要我了。”

　　铃木也想通过此事，来进一步笼络他，于是答应了。

　　就这样，莫奇在伪营长家里混吃混住了一个月。莫奇的新任务就是与朱人达做假“夫妻”，在宁波对外用化名徐国芬。

　　为了把戏演得逼真一些，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日，“结婚”当天，朱人达在宁波伪报纸上，刊登了醒目的“朱人达徐国芬结婚启事”，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筵席，假戏真做，热热闹闹。请了日寇宪兵队和警备队的头头，以及维持会、商会、其他密探等各方面的头头脑脑。

　　他们的新房做在宁波城里的一幢洋房里。当时，朱人达获释后，日本宪兵队把他安排租住在一个名叫徐少颖的商人家里。徐当时任宁波伪棉布业同业公会会长，是日伪信得过的人。  

　　徐少颖的母亲名叫徐章翠，６０多岁的老太太，因丈夫早年在日本经商，她也能说日语，又能做日本料理，日本宪兵队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称她“干妈”。她也曾利用这层关系，暗中帮助新四军、地下党。

　　（下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