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鹏 摄（除第6张外，其余均为翻拍）

　　１.1963年元旦，钱百治和老伴在绿宝照相馆的合影。

　　２.1964年暑假，妻子回余姚和钱百治团聚，当时他们的长子8个月大。

　　3.1973年，夫妇俩和小儿子在龙泉山的合影。

　　4.上世纪80年代末，彩色照相刚兴起，夫妇俩在龙泉山的合影。

　　5.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妇俩在北京一家饭店的合影。

　　6.夫妻俩在重阳节前的合影。

　　钱百治送给老伴的金婚礼物，是一本叫做“时间”的相册。

　　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光阴里，钱百治和老板留下了２０００余张照片，相册则从中精选了３００多张，记录了他们一起走过的岁月。钱百治花了很长时间来做这件事，他还打算把这个礼物留给儿孙，他觉得这些老照片，能让孩子们在喧嚣浮躁的时代，寻回一些暌违已久的温润平和。

　　第一张照片是５１年前两人在城隍庙绿宝照相馆的合影。

　　１９６２年，２５岁的钱百治从部队回宁波休假，母亲说给他看上了一个姑娘，是她学校的代课老师。他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男孩子，心是粗的。

　　第一次见面是在学校里。他站在教室外面等她下课，从窗外往里看，那是个脸圆圆、梳着麻花辫的姑娘，面容姣好。她在跟孩子们说话，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清澈湖水。阳光洒下来，钱百治顿觉明媚如春。

　　放学铃响，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往外拥，他觉得心里也乱了。

　　１９６３年元旦，钱百治约她逛街。在城隍庙转了一圈又一圈，刚好看到绿宝照相馆，钱百治提议去拍一张，她竟然答应了。他心里暗喜：这就是说，有戏啦！

　　那张照片上，她有几分紧张，头微微侧着，倒是他，笑得清风拂面，俊朗秀逸。

　　“孩子们说，那时的我有点像都敏俊。”钱百治摸着照片对我们说，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露出孩子一样的得意神情。

　　转眼５０年，流光容易把人抛。

　　钱百治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１９５８年他还在当兵的时候，花了一个月工资，从别人手里买了一架旧相机，从此，用镜头记录生活就成为他的习惯。任时光如流水，总有些美好片刻可以定格，到老了再慢慢回忆。

　　影集往后翻，两人的合照变成了三个人。钱百治退伍后分配到余姚文化系统工作，妻子还留在宁波教书，分居两地，只有假期才能聚在一起。婚后第二年的暑假，妻子带着８个月大的儿子到余姚，于是，三口之家有了第一张全家福。

　　很快，照片中又多了新成员，次子出生了。一个好不容易的机会，妻子放弃了宁波的工作，到余姚来教书，一家四口终于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余姚龙山公园的合影，两人都戴着墨镜，那是上世纪８０年代“潮”的标签。

　　再往后，两个孩子结婚了，很快又有了第三代，他们从“小两口”变成了“老两口”，陆续退休了，有空了，可以到各地去转转了，故宫、长城都留下了他们脚印。

　　和周围的多数老人一样，他们过着平凡简单的日子，文革中也受过牵连，工作中也有过波折，但这些在影集中是看不到的。老伴笑钱百治：“人都往高处走，只有你，不是原地踏步就是往后退。”而钱百治说，进退都不重要，只要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这辈子就不亏。

　　钱百治生于富商之家，影集中最早的照片是３岁时的他，那是一个梳着三七开分头的小少爷，站在穿着旗袍的母亲和婶婶身边。

　　上世纪３０年代，日军飞机炸了爷爷在上海的银楼，父亲又不愿意向日本人低头，家道开始中落。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让他们家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虽遭受了一些挫折和牵连，但却得以平安度过。也正是如此，钱百治从小就明白福祸相依的道理。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他对得失更是看得很淡。他觉得，人生很长，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常想一二，珍惜美好的记忆即可。这也是他最想留给孩子们的人生哲学。

　　记者 樊卓婧 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