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陈贤本与子女在中国统一呢绒厂大门口的合影。

统一呢绒厂广告画。

　　9月28日至10月29日，“旅沪宁波帮实业家与近代上海社会进步”特别展览在宁波帮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涉及23位旅沪宁波帮人士，按照生辰顺序，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曾担任上海呢绒工厂业同业公会主席陈贤本。

　　和陈家有关的展品中，有一张摄于1933年，陈贤本率子女在中国统一呢绒厂大门口的合影。如今，关于这位中国呢绒第一人的资料，在互联网上只有寥寥数语。他的长子、年届九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子元，向记者讲述了这位爱国实业家饱经忧患的一生。

　　记者 林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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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走马塘的

　　陈氏后裔

　　在鄞州区茅山镇走马塘村老街的东面，有一座陈氏祠堂“遗忠堂”。这个千年古村的祖先陈氏，以耕读起家、传家，门风极正。１９００年，出生于鄞县江东潜龙巷一个贫民之家的陈贤本，正是走马塘陈氏的后裔。

　　陈贤本的父亲陈宝顺，原本是个贫雇农，因为被地主欺压，后来改做了卖鱼、虾蟹的水产小贩。陈宝顺夫妻育有五个孩子，二女三男，两个女孩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当童养媳。父母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就让三个男孩子上学，陈贤本最用功，１３岁从百丈街育德小学毕业的时候，在全县会考中名列第一。由于家庭困难，陈家无力再供养三个孩子念书，刚刚小学毕业的陈贤本随着远房亲戚李缓襄去了上海谋生。

　　和很多去上海闯荡的宁波少年不同，陈贤本希望自己可以继续读书。到了上海之后，在李缓襄的帮助下，陈贤本去大东门水果公所华实学校半教半读。所谓半教半读，就是陈贤本一方面教比自己年龄小的低年级学生，以此换取在学校的食宿费用，另一方面继续着初中学业。１８岁之后，他不得不放下学业，考入上海永安公司的木器部，当起了售货员。

　　2

    自学英语

　　偶遇贵人

　　因为工作需要，也是受到当时上海租界环境的影响，陈贤本开始自学英语。由于工资太少，１９２１年，陈贤本主动辞职，而后考入了江西路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即上海电话局的前身）做收账员，除了收入渐涨，开始有了一点积蓄之外，也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贵人”———来自瑞士的毛纺织工程师阿仑司白。

　　“在当时的上海，电话号码只有四位数，以此可见用户之少，其中多数用户又都是做生意的外国人。电话也不像现在这样直接扣费，而是要收账员上门收账的。因为涉及金钱，所以对收账员的人品要求高，另外打交道的都是外国客户，对英语的要求自然也高。”勤奋踏实、又有英语基础的陈贤本一举考取了收账员的职位，工作虽然辛苦，但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在此期间，陈贤本碰到了毛纺织工程师阿仑司白。当时，阿伦司白专程从瑞士来到上海做骆驼绒生意。

　　在交往中，阿仑司白发现这个年轻小伙很聪明，还知道一些专业的呢绒常识，于是开始有意无意地点拨陈贤本，“我父亲在永安公司工作的时候听说过一些精纺产品，比如华达呢、直贡呢、骆驼绒什么的。”陈贤本先生的儿子陈子元找出一块骆驼绒给记者，“前面是纱，后面是棉，那时候中国多是麻纺、棉纺，来自欧洲的精纺呢绒可是一个新鲜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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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初体验

　　机遇与挫折并存

　　１９２２年，２２岁的陈贤本遵从父母之命，和一个叫做余照云的镇海姑娘结婚，１９２４年，长子陈子元出生了。这时陈宝顺希望陈贤本带着妻儿回到宁波生活，可以彼此有个照应，但陈贤本还是坚持留在上海发展。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都是这样的骆驼绒，父亲白天收账，晚上在家里对着英文资料调试机器。母亲则做一些纸盒给工厂，来贴补家用。”在阿仑司白的帮助下，陈贤本搞到了一台国外的毛纺机器，自己干一番事业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１９２５年，陈贤本从德律风公司辞职。次年，他和友人顾如九等筹集了五千两银元，在上海局门路创办了“先达骆驼绒厂”。陈贤本以投资五百两担任技师兼公务主任，继而升为协理。他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代骆驼绒，这种首次出现的“国货”立即畅销于市。不到三年，“先达骆驼绒厂”就盘得本利八万两。但是由于股东之间争权夺利，１９２９年，“先达”面临散伙。陈贤本遭遇了实业路上的第一次挫折。

　　“我父亲先后参与了四家呢绒厂的创办，最先是‘先达’，然后是‘胜达’，之后是‘达隆’，最后是‘统一’。１９３１年创办的胜达呢绒厂，用进口毛纺织造精纺呢绒，是上海最早生产精纺呢绒的毛织厂。”好景不长，１９３２年，因为“交友不慎”“受人所累”，陈贤本几乎倾家荡产，这时的陈家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面对着人生中最为窘迫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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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

　　主办难民收容所

　　１９３２年，陈贤本的实业之路出现转机。他和刘文浩等人积极筹备开设“中国统一呢绒纺织厂”，先在甘肃路设铁工厂制造应用机器，继而在杨树浦桥丹阳路自建厂房。１９３３年，陈贤本从“达隆”辞职后，五万五千元股本起家的“中国统一呢绒纺织厂”正式开工营业，陈贤本担任经理，参股一万元。

　　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很快合资人便无意再经营，１９３６年，统一呢绒厂变成了陈贤本一个人的独资企业。之后，厂名里加上了“本记”两字，叫做“中国统一本记”。此时，上海骆驼绒工厂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内尚不能解决的原材料全部要依赖进口，上海纺织工业已经被帝国主义掌控。所幸，做事一向精打细算的陈贤本未雨绸缪，托了关系与日商岩井洋行进行接洽，转而向日本厂家加工包销化纺原料。直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陈贤本无意再与日商合作，厂房机器被日商强行占用，统一呢绒厂宣告停业。

　　其实，在１９３７年之前的十年间，除了专攻毛纺，陈贤本还合股投资了其他行业，如宝仁纸盒厂、中南袜厂、恒达百货号、中央原料物业实业社等。抗战期间，他除了参股大光明毛织厂领取股息红利外，基本上就不再做生意了。多口之家的生活全靠股息红利和陆续卖出存货得以维持。另一面，陈贤本连任上海市呢绒工厂业同业公会主席之职，并以此身份在上海公共租界冒险主办难民收容所，为难民提供吃住，并为抗日游击队募捐御冬寒衣，支援抗战前线。就连自己的家里，也住满了逃难的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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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传身教

　　宁波精神代代相传

　　陈子元找出了父亲当年的学籍卡，上面显示的入学时间是“２７年２月”（民国二十七年），即１９３８年２月，当时的陈贤本以３８岁的“高龄”在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法学系就读。三年后，中学毕业的陈子元也考入了该大学的化学系，父子俩意外成了校友。“他当时在社会上有地位，日本人还没进租界时，汪伪政府就想把他请出来做事情。他不愿意。他以近４０岁的年龄去读书，实际上是隐居，不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作为长子，陈子元深知父亲“辍商求学”的真正原因。

　　受父亲的教育理念影响，陈家兄弟姐妹十人中没有一个是做生意的，全部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一半以上后来都去学校当了老师。“现在说起宁波，比较有名的是商帮，但宁波帮不仅仅是做生意的人，他们的后代有一批继承父业，还有一部分从事科技、教育行业。这两者又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老大陈子元是我国著名的核农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老五陈珊妹在１９８４年宁波大学成立时，和丈夫一起回到宁波工作；老六、老七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前者在上海求新造船厂从事船体研制，获得过“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奖”，后者是数学专业，在上海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任教。现在老二、老三、老四已经过世。陈贤本的勤奋、爱国，以及善良、诚孝的品格，对膝下十个子女的影响巨大，兄弟姐妹之间也非常团结。

　　１９７５年，陈贤本在上海离世。“我父亲始终有一种实业救国、或者说经济救国的思想。他虽然人在异乡，但心里一直想着宁波老家。父亲从小教导我们要爱国、爱乡。做学问要‘勤’，做事情要‘诚’，做人要有‘情’，这就是父辈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宁波精神。宁波人的家庭观很重，家风很严，我们要把这个好的传统传承下去。”陈子元说。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陈贤本于１９６３年２月的自述及《陈子元传》）

　　图片由宁波帮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