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祖伊（左）在养殖场检查家禽。 记者 王鹏 摄

　　到上个月底，年近八旬的任祖伊从事兽医工作整整60个年头。

　　这在今天许多频频跳槽的年轻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位终日与猪牛鸡鸭为伴的老人、上个世纪的老先进，他身上还有多少值得年轻人学习的地方？

　　当你走进余姚禽畜病防治研究所，听到农民口口相传的“禽有病找老任”，你会发现，这位老人的个人魅力并没有随着岁月远去。很多优秀的品质，因为长久的坚持，被时光打磨得更加光鲜，日久弥新。

　　记者 樊卓婧 程鑫 

　　如果改变不了环境，那么可以改变自己；服务行业要有服务意识，技术再好，站得再高，也要学会弯下腰去

　　“选错”的专业

　　早上７点，余姚禽畜病防治研究所刚开门，三七市镇的养殖户郑红民就提着一只鸡上门来了。

　　他放养的肉鸡长势缓慢，也很瘦小。这不，一大早就跑到禽防所寻医生查找病因。

　　几十年来，禽防所都是早上７点不到开门，这是所长任祖伊定下的规矩，为的是方便远道而来求医问药的农民。

　　对这些养殖户，任祖伊总有种特殊的感情。他常说，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儿子，看到他们，我就想起我的父母。

　　１９３６年２月，任祖伊出生在浙江东阳维凤乡莲塘村。他很小就深深体会到农家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任祖伊是幸运的，尽管当时物力维艰，父亲仍坚持送他进了学堂。为的是要他学有所成，改变祖祖辈辈务农的宿命。

　　目睹了农村生活的艰辛，任祖伊小时候就想当个农技师。１５岁时初中毕业，手握保送的资格，他选择了金华农校。进校后才发现，学校没有农技专业，只开设了畜牧兽医专业。一想到那种给母猪接生、给公牛阉割的场景，像如今所有觉得自己选错专业的年轻人一样，他无比惆怅。

　　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大娘的眼泪，彻底冲刷了他心里的惆怅和失意。

　　那时他还在学校读书。夏日的午后，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每一个角落，学校来了位５０多岁的大娘，裹着小脚，步履蹒跚。大娘很焦急，说她家养的一头猪生病了，恳请派个人上门去看看。

　　学校派任祖伊上门，这是他第一次出诊，压力重重，因为他知道，这头猪对大娘这样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他仔细地检查病猪的症状，并根据可疑病因打针开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学校的，他心里实在没把握，一路上是忐忑不安。

　　几天后，大娘在大红纸上写了感谢信送到学校。

　　“那个时候人思想简单。”任老笑道，“好光荣啊！那一刻，我觉得做兽医也挺好的，至少会被人需要。”

　　他当时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成为有名的禽畜专家，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各种荣誉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如今，他带领的余姚禽畜病防治研究所２７名员工中，有５人已成为世界禽病学会会员。

　　从生猪仓库检验

　　到国际一流研究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８岁，任祖伊分配到余姚食品公司。任祖伊被安排在生猪仓库，担当生猪的收购检疫，仓储放养和出库检验。

　　任祖伊很卖力，常常同押车员跟火车将一车的生猪、肉牛押送到上海、广州等地。一路上吃喝拉撒都在闷热骚臭的车厢里，时间一长，随身的干粮也带着尿骚味。

　　年轻时，任祖伊就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只要有人找上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出诊。８１岁的村民鲁水林和任祖伊是多年的至交了。他们的感情源自任祖伊的一次出诊。

　　那是任祖伊工作后的第二年。鲁水林家的耕牛得了一种怪病，四处求医无果。眼看大水牛渐渐消瘦下去，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鲁水林后来找到任祖伊。经过诊断，水牛得的是少见的尿道结石，得动手术……

　　“他救的不是一头牛，而是我们这个家啊！”多年后，鲁水林还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的感情就这样延续了５０多年。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这个时代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使农村的养禽业迅速发展，任祖伊敏锐地察觉到兽医工作重点要转移了，开始把目光投向禽病防治研究。

　　１９８０年，余姚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小鹅瘟病，任祖伊跑了４０多个村庄，解剖了数百只病鹅、病鸭，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成功研制出既可治疗又可免疫的小鹅瘟病免疫血清和小鸭瘟蛋黄抗体，如今，这两项成果依然在造福禽农。

　　尝到科技的威力，任祖伊带领他的团队，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并转化为治疗各种禽病的制剂。

　　世界禽病学会美国禽病学会副会长凯利斯博士到防治研究所参观后感叹：想不到在余姚这个小城市，也能建起国际一流的禽畜病防治研究中心，不少科研成果还领先世界，真了不起！

　　“如果改变不了环境，那么可以改变自己。”任老会跟新来的年轻人说，不管你对现有的工作满不满意，在找到新的工作之前，潜下心来钻研技术，多学点东西，肚里有货的人，到哪儿都是受欢迎的。

　　站得再高，

　　也要学会弯下腰

　　６０年来，任祖伊和他的团队为余姚及周边县市区的禽农解决了一个个难题，挽回经济损失３０多亿元。

　　余姚阳明街道丰南村的毛济敖今年养了３万多只蛋鸡。５０多岁的他已有３０多年的养殖经历，他的禽蛋公司是宁波市农业龙头企业。

　　他说，这一路走来，离不开任老的倾力支持。至今，任祖伊每个月还会上门两次，给他现场指导。

　　２０１１年，他养殖的１万多只蛋鸡生病，他使用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下午３点多，他拨通了任祖伊的手机号码。不巧的是，任祖伊当时正好回东阳老家探亲。

　　没想到，当晚７点多，任祖伊就从东阳赶回来了，出现在他的鸡场，解剖、细菌培育，折腾了一个晚上。接下来２０多天，任祖伊天天守在鸡场，最后帮他挽回至少１００多万元。

　　“余姚周边养殖户比其他地方的禽农挣钱多，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毛济敖说。

　　任祖伊的名气越来越大，前往求诊的，还有许多来自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的养殖户。“禽有病找老任”这句话，在业内家喻户晓。

　　１９９７年冬，金华的施卫国父子俩提着三只病鸭，赶到余姚找任祖伊。他们坐了一夜的车，到余姚火车站时天还没亮。令施卫国惊喜的是，火车站里有任祖伊的名片，一时心急竟忘记了时间，拨通了任老家的电话。

　　任祖伊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火车站把他们接到诊所。解剖、化验、开处方配好药，天还没亮。

　　１９８９年，任祖伊办起家禽医院，为方便农民求医，他在车站、公用电话亭发放了一万多张名片。这类名片方便了农民，却麻烦了自己。

　　农民到他家问诊，无论那一双双长期踏在田间地头、鸡棚鸭舍里的鞋子多么泥泞、脏臭，任祖伊都坚持不让农民脱鞋。妻子周玉凤记得，很多次老任下班刚回到家，养殖户就带着病鸡死鸭找上门来。他总是吩咐家人安排饭菜，自己则忙着去解剖病鸡死鸭。等养殖户吃好饭，老任已开好了药方。遇上有禽病的时候，他的电话就成了求助热线。

　　这次夜间出诊的经历对任祖伊触动很大，在他的带领下，禽防所实行了２４小时值班，保证农民随到随看病。他还推出“六大免费”：电话问诊免费，看病免费，处方免费，养殖户借用所内电话打长途免费，碰上农民买了药不方便搬运，或是不认识路，禽防所还免费将农民送到车站码头。

　　“服务行业要有服务意识，技术再好，站得再高，也要学会弯下腰去。”这是任老经常教导员工的话。

　　专心工作

　　做到问心无愧

　　精湛高超的技术，热心周到的服务，让任祖伊成了禽畜界的名人，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和鲜花，任祖伊依然是那么淡定。在他看来，“医术固然重要，但医德更为可贵”。

　　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慈城山西村一养殖户前来问诊，兽医人员开处方时没问清鸭子的大小，结果没交代清楚用药剂量，导致部分病鸭因服药过量而死亡。任祖伊听到这件事后，非常自责，主动上门承担应负的责任，并选购了５００只优质苗鸭给予补偿。

　　６０年来，他一直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和所里的每个员工。因为工作繁忙，难免会遇到一些失误，出现这种情况时，他从不讳饰，从不诿过。

　　医术高了，名气大了，各种诱惑也会找上门来。有同行在诊治禽病中误诊，造成农民损失，为逃避赔偿责任，要他开具非药物中毒诊断证明，并许以重谢，被他严词拒绝。

　　任祖伊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转行，但他没有。因为工作出色，有关部门曾考虑让他去政府部门工作，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农民还需要我，我的接班人还没培养出来呢！如今，任老的禽畜病防治可谓后继有人了———所里２７名职工中，５人成为世界禽病学会会员。

　　任祖伊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发财，但他依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简朴。研究所有大量的科技成果，有人劝他开家药厂，肯定能赚大钱。他摇头笑道：“那我可就没法去养鸡场了。”省内外不少人找上门来，要他技术入股，给其利润分成，有的承诺给予高额的转让费，还有的则高薪聘任，他一一回绝：“办药厂当然好，但只有药没医生，药有何用？”

　　“我老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年轻人。”任老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工作是没得选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希望年轻人能干自己喜欢的事，但有些经验是相同的，比如要干一行爱一行，把工作当一项事业，专注当下的事，做到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