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会议费支出是反腐重要议题，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大多做出“限星”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更明确规定，“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由此产生一个怪现象是，在全国多地，部分五星级酒店放弃星级资质的复审，从“五星”变“无星”。今年以来我国“弃星”的１０家五星级酒店中，至少半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

　　（１０月１６日《新京报》） 

　　公务会议经费收紧，一些酒店竟不惜主动“弃星”。这样的前因后果，令人唏嘘不已。经由此事，公众更加意识到，公款消费与酒店业捆绑之深，以及酒店行业自身的泡沫之甚。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政务会议、政府接待等，已成不少高端饭店的营收支柱。这种略显单一的生存模式，注定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各地“限星”政策落地，五星级酒店大头的顾客群体面临流失。就此而言，其主动放弃星级，实是迎合政策、保住客源的变通之举。

　　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一些“弃星”酒店仍旧维持高价不变。这或许说明，部分地方政府的戒奢倡俭浪潮，未能充分抑制需求，从而降低市场价格。那些条条框框的规定，有时被公职人员的投机取巧以及市场层面的技术化变通，加以消解。比如，通过变“五星”为“无星”，供需双方巧妙绕过相关管理办法中的“限星”条款，之后一切如故。

　　公务消费的简朴化、规范化，终究要以健全的财务体系兜底，这有赖于一整套完善的预决算制度、报账制度以及会计制度等等。那种变“五星”为“无星”，然后“定点接待”依旧的做法，印证了现有的财务约束框架弹性过大，乃至仍给了适用对象回旋空间。在此语境下，自上而下的整风规定，有时难免被“下有对策”所消解。

　　当然，剖析高端酒店的“弃星”现象，令人忧虑之处绝不仅于此。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过去一贯旺盛的公款消费，塑造了一种专供式、定制型且充斥泡沫的市场状态。时至今日，其又必将反过来阻碍公款消费从高端市场“离场而去”。须知，不少地方的五星酒店，并非是发端于正常市场、基于民间需求的产物，其自诞生之初，就有着讨好官方偏好的色彩。这种寄生性的生意形态，存在高度依赖性，且抗风险能力孱弱。

　　公务消费退潮，那些附着其上的商业业态，又该何去何从？“五星酒店”变“无星酒店”案例表明，一些感到威胁的营商者，并无意调整思路、重新定位，而更倾向于随机应变，来继续维系寄生关系。就此而言，如何倒逼它们放弃幻想、寻求出路，继而切断官商之间的供求同盟，亦是职能部门必须正视的命题。

　　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