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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诉人：叶舜华，女

　　年龄：６４岁

　　记者：陈也喆

　　通讯员：王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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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诉邮箱：ｄｎｓｂｑｇ＠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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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掀起了知识青年集体支边的热潮。

　　那一年，我才16岁，刚刚初中毕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军恳战士的身份，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并在那里战斗、生活了17年。

　　那17年的经历，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往事如烟，时常萦回在午夜时分，任由我咀嚼回味。

　　火热的兵团招生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席卷全国，我们学校也停课了。就在同学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来招生了！大家顿时热血沸腾起来，纷纷奔走相告，尤其是像我这种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不能当红卫兵，也不能考高中，唯一的指望就是参军。

　　学校大礼堂开始召开动员大会。建设兵团的官兵一身军装军帽，出现在大礼堂报告台上。记得有个团长夫人讲得最为天花乱坠：那里绿树成荫，瓜果满园，随便吃；活儿都是交给机器干；牛奶很多，能当水喝；牛肉羊肉一大盆一大盆的，鱼多得吃不了……

　　动员过后就是报名。许多同学怕家里不同意，就偷偷到学校报名。这次，我也是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自作主张了。谁知，三哥也报了名，母亲知道我们兄妹两个都要走，当即病倒了，她说这是拆家离散。

　　我们家的争执还不是最激烈的。邻居家的女孩想报名，父母不同意，她就作势要跳家门口的水井。有个女同学的妈妈还跑到校长办公室大吵，最后连拖带拽地把女儿拉回家，裤子扯破，鞋子磨破，可见斗争之激烈。

　　许多学生与家长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也许就是因为不忍发生悲剧，母亲最终还是同意我们去了。

　　列车外的“风景”

　　终于到了告别家乡，奔赴新疆的日子。

　　那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５日凌晨，初秋的寒意钻进温暖的被窝。

　　前一晚我便辗转反侧，激动难眠。

　　起床后，我穿上军装，戴上军帽，与三哥各提了一只小旅行袋走出家门。母亲已经病了好些日子，没能起床，只是哭。那种五味杂陈的心情，至今无法描述。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眼睛睁得大大的，想把车厢里里外外看个遍。这次坐车叫行军，到达驻地后要评“行军五好战士”“行军四好班级”。一路上，我们唱歌、讲故事，非常热闹。

　　出发时，工作组的人说“一路上能看到祖国大好河山”，我们却看到了许多荒凉的景象。火车很少停站，从上海到无锡、南京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不少红卫兵，有些红卫兵把车窗敲得咚咚响，护送干部叮嘱我们不准开窗。

　　列车到了兰考，我们都知道，这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我们打开车窗，迫不及待想看看兰考的农村新面貌。然而，映入眼帘的是白花花光秃秃的盐碱地，火车站台上成群的农民，穿着黑棉袄黑棉裤，准备外出讨饭。我们生出恻隐之心，把吃不掉的大饼和饭菜都给他们。

　　车过陕西、甘肃时，窗外一片黄土，或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戈壁滩。仔细一看，地面上全是鹅卵石，寸草不生。

　　三天四夜后，我们到达新疆吐鲁番，并到兵站休整。所谓兵站，就是戈壁滩上的几间房子和几个仓库。有男生提出要回家，说上当受骗了。女生们眼圈红红的，似乎有哭过的痕迹。

　　在兵站，吃的第一顿饭是发糕，上面散着几粒干瘪的葡萄干。还有一盆炒西葫芦片。别提什么荤腥，连米饭也没有。

　　又厚又硬的“腱子肉”

　　在新疆，看到最多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大沙包像小山，小沙包像坟堆，上面长着一丛丛红柳。

　　沙包之间是结着一层薄薄碱壳的洼地，长着甘草、索索草、野麻、骆驼刺，还有胡杨树等等，低洼地里有大大小小的碱水坑，里面尽是芦苇。

　　支边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开荒，也就是搬运沙包土，挖掉胡杨树，填平低洼坑。

　　收工时，装土的人已成了泥灰人，眼睛、鼻子、嘴巴满是灰沙，两颗洁白的门牙变成了黑牙。姑娘们尽管戴着军帽，但额前的刘海如同灰色的棉纱线。挑担的也不轻松，每担４０至５０公斤，一天干活８小时。每天几百次来回，得走几十里路。

　　那时的我，还是个小姑娘，手嫩肩膀嫩，哪里经得起重担，先是皮红、肉肿，再后来皮破、出血，下班洗澡连衬衣也粘着伤口脱不下来。第二天上班眼一闭，心一横，咬着牙，木扁担再压上去。几个月下来，我们的肩膀磨了又磨，竟多长出一块又厚又硬的“腱子肉”。

　　开荒工地多为碱土，挑担走路，脚踝整个都陷了进去，穿解放胶鞋也会灌满土。一出汗，碱土与脚粘连，时间一长，脚背脚跟开裂。收工洗脚，痛得龇牙咧嘴，只得抹凡士林。女生们戏谑地自嘲：“白天脸上抹霜（灰），晚上脚底搽油。”女生的铁肩膀、铁扁担、铁脚板，就是在那时候磨练出来的。

　　后来，我们女生肩上最多能挑一百多斤的东西，这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生活中的光亮

　　看露天电影，是戈壁滩生活中最大的享受。

　　操场上两根木杆一竖，幕布一挂，电影就准备开场。下了班，吃了饭，早早把小凳子放好，欢天喜地等呀等，值班排长几次跑到高沙包上瞭望，不见踪影。一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来，只得灰溜溜地去睡觉，刚一躺下，哨子响了，“片子来啦，片子来啦”，大家又赶忙起来。

　　露天电影，总是状况频出。电影幕布不平稳，四周空旷，风一刮，幕布就抖，片子的成像容易走样。有次放《列宁在１９１８》，那晚风比较大，正好放到刺杀列宁的女特务混进会场，眼睛骨碌碌，用枪瞄准列宁，只听见“砰”的一声，半片幕布竟然也同时塌了下来。

　　原来，幕布上的绳子断了。“打中了没有？”“打中列宁了没有？”“真扫兴！”

　　有时候，放映机发热，放出的声音卡壳了，断断续续，或轻或重，也不妨碍我们观看的兴致。大家都习惯了，依旧叽叽喳喳讨论个不停。

　　１９７５年后，电影多了起来，像《一江春水向东流》《红楼梦》等等，都是我喜爱的电影。但有些排片在半夜，宿舍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们便轮流着看，回去细说给大家听。像《尼罗河上的惨案》《多瑙河之波》等电影都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他们看完回来已是半夜，说完了也就天亮了。

　　在新疆，我结识了唐佐助，后来，他成为了我的爱人。

　　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下，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成为了彼此生活中的光亮，把最艰苦的时光，变成最美好的回忆。

　　短暂的探亲假

　　三年一次的探亲假，是我们最大的盼头。

　　为了探亲，三年内我们节省每一分钱，积攒着回家的路费；为了探亲，让健康的父母拍发“父病重”“母病危”的电报；为了探亲，一次次地哀求领导批准放行……

　　第一次探亲回来，又准备着第二次探亲。三年是那么漫长，而５５天的假期却如此短暂。

　　每次探亲后回到新疆，我们的穿着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漂亮的的确良衬衣，蓝灰色的卡，闪光劳动布，派克大衣，工农兵皮鞋，各种新式发型……

　　每当我的爱人唐佐助或是老乡们探亲回来，我们几个年轻人便围坐一起谈论到深夜，天南海北，大家小家，说上几天，甚至几个月。

　　我们都想在同乡的叙述中，重回一次家乡，重温一回家乡的味道。毕竟等待回家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

　　漫漫返乡路

　　１９７６年底的第三次探亲，我原本打算与唐佐助一同回家结婚。大姐连发三封电报，坚决反对我留在新疆生活。

　　我一个人到了杭州，姐夫带我去与一个出身三代贫农的转业军人见面，并保证我与他结婚后在当地落户当教师。当时，只有这样，才能离开新疆。

　　我的朋友中，有的选择去内地的工矿企业，有的选择去农村落户，她们也为我介绍过四川、广西等地方的男同志，也希望大家能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

　　虽说这样可以离开艰苦的连队生活，但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为了离开连队把婚姻作为筹码，代价实在太大了。况且，我与小唐是真心相爱，我们都离不开彼此。因此，我没有同意这门亲事。

　　后来我与唐佐助还是结婚了，只是历经坎坷波折，几句话，根本说不完。回家乡的政策出台，我们欣喜若狂，然而有一条：不接收出嫁的知识女青年。百般无奈之下，我们只能离婚。离了之后又复婚，结婚５年后，我们夫妻才得以团聚，生活终于步入正轨。

　　一晃眼的功夫，我们离开新疆已经３０多年了。我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

　　这么多年来，我听到过很多关于知青、支边的议论，也有人问我，如何评价在新疆支边的生活。我总是说，自己在新疆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我的爱人唐佐助，还有我们的女儿毛毛。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怀有太多的理想，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也很难理解的。

　　但无论如何，那都是我人生中值得回忆的经历。

　　图片说明：

　　1.叶舜华与唐佐助年轻时的合影

　　2.夫妻俩现在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