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Ｎ

　　１１月２４日下午，因不满河南商丘市民权县罗庄公路超限站处罚决定，车主张高兴和妻子侯燕喝下农药。张高兴在送医途中死亡，侯燕仍在院治疗。民权县对外通报，称该车辆严重超限超载，在９月２７日车辆被扣后，张高兴电话联系超限检测站要求不卸货放车被拒，于１１月２４日再次被拒后，夫妻俩拿出随身携带的农药服下。（１１月２５日新华网） 

　　这不是第一起因超载而导致的服毒自杀悲剧。去年１１月１４日，河南永城一货车女车主就因不堪忍受超载罚款服毒自杀，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

　　张高兴夫妻因何赴死？到底是3万元罚款罚得太重，还是张高兴夫妻违法之后，依旧在拒绝承担责任？更多的信息尚待给出，现在匆忙下结论，或许不是那么严谨，对于逝者也难言公正。但就算只是依照河南民权县方面给出的公开通报，我们也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超载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高额罚款，的确有可能陷普通公民于某种绝望的境地。当张高兴夫妻选择服毒自杀的那一瞬间，他们一定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觉，有着对于现实境地的终于无法承受。

　　一辆超载的货车，一张３万元的罚单，多次协商不成的结果———当它们叠加在一起，为什么会让车主张高兴夫妻感觉除去自杀，再无其他救赎之道？是不是生活经验早让他们有着先入为主的认定：如果不超载，货物的运输就很难获得利润，而一旦超载被抓，尤其是招致特别严厉的罚款，那么自身的生计就会遭遇到困顿？不超载就无法赢利，一旦超载被抓就可能遭遇生计问题，当如此一个悖论或者说是死循环如此坚硬地存在，那么踏入其中者，难免会制造出极端的事情来。

　　我们有必要打量那群超载者更真实的面孔，并由此反思以罚代管式治理的负面效应。永城车主自杀事件发生后，腾讯网一项“谁该对货车超载问题负更大责任”的调查显示，９５％的网友选择了执法部门。为什么会选择执法部门？业内人士认为，执法部门基于罚款经济的利益考虑，缺乏从根本上遏制超载的动力———在谈及公路超载现象时，这段话总会被习惯性地引用。这事实上已成一个共识：让超限超载者付出一定违法成本是必要的，但单纯的罚款并未找准病因，要从根本上杜绝超载现象，执法方式当有所改变，应更趋规范化、人性化。

　　现在已无法想象，张高兴夫妻在自杀之前，有过怎样的挣扎；现在也无法揣测，他们又曾遭遇了什么。如果一种对于超载的治理，需要用公民的生命来表示“不服从”，或许说明执法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我注意到，自杀的事发地名为“民权县”。这是巧合性的花絮，其实更寓含着特定场景中权利的困境。王聃 

　　卞广春：车主因罚自杀，不能嫁祸于执法人员，超限超载查处，是有法可依的。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会直接破坏公路交通环境，缩短公路使用寿命，也危及当事人和其他人的安全。视违法超限超载于不顾，或站在自杀者一边说事，会产生蔑视法律，干涉执法工作的可能性。执法人员查处超限超载，有规范化、程序化的需要，也有人性化、灵活化的变通，但不能削弱甚至影响交通法规的严肃性。

　　陈广江：每一起“非理性维权”背后，都包含着心酸或无奈，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可否认，无论什么样的维权，都没必要走到这种极端地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人们宁可选择自杀也不选择法律，恰恰说明很多人对法治缺乏基本的信仰，这是法治之耻，更是法治之痛。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国民信仰的法治化，就没有依法治国，任何维权，都不能以生命为代价，这应成为社会共识；任何维权，首选法律途径，这应成为社会的基本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