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Ｎ

　　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在１月１日启动，两院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均在去年１２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透露，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１月７日《中国青年报》） 

　　院士遴选，历来非议加身。一者，院士成“院仕”折射不公。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２０１１年中科院的院士增选，１４５名候选人中，厅局级以上官员达５１人，这被斥为“一场高官的盛宴”。二者，丑闻频出玷污了学术的纯洁性。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落马之后，自述索贿２３００万元用于参评院士，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虽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亦让人怀疑院士的学术权威性。

　　如今，新一轮的院士增选工作启动，其中亮点频频，如增加院士终选，全院投票选举；首次明确贿选行为，院士收礼金或撤销院士称号等，但最大的看点，无疑是“处级以上官员无资格候选”。这般新规，是院士制度去行政化的开端，最大价值在于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让学术的归学术，让行政的归行政———想当官，就别想当院士；想搞学术，就莫要当官。

　　进步之处令人欣慰，不过新规依然有局限。一者，两院均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一个“原则上”，让人怀疑会留下空子可钻，而“原则上”执行到什么程度，关乎院士制度的去行政化程度；二者，“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参选”，未来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一些官员先运用权力“通关”，然后脱下“官袍”挤进院士之列？可以说，无论是怎样钻制度的空子，都会消解制度的善意。

　　不过，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何院士头衔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显然不是因为它仅是一个荣誉头衔。众所周知，我国的中科院、工程院，与其说是“学术机构”，不如说是“部级单位”；院士评审，与其说是“学术评价”，不如说是“行政评价”；院士头衔，与其说是学术头衔，不如说是利益头衔———享受副部级福利待遇、公车待遇、政府津贴、申请项目处于优势地位等等。有如此利好，院士崇拜症岂会降温？

　　因而，院士增选迈开去行政化的步伐后，还应去利益化。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就只是一个学术头衔，并不享受特殊待遇，这就避免了不少利益纷争；再如一些国家的院士是“匿名推荐，秘密评审”，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候选人，自然也就无法公关。可以说，这些经验，都是可资借鉴的。唯有如此，院士制度才能回归学术本位。

　　龙敏飞 

　　院士增选改革

　　重塑学术共同体

　　的价值认同

　　院士增选模式变革，意义不止于两院本身。很大程度上，此举宣示了“知识至上”价值秩序的重新确立。新增院士去官化，意味着学术成就本身的权重增加。自此而后，科研从业者无需再经过“当官”这个媒介，就有望获得公允的社会评价，以及可观的荣誉认可。一言以蔽之，专业精神和专业标准的归位，让学术共同体在某些方面，摆脱了被支配的压抑地位。

　　只有学人才有资格为同行授誉，这是一个彼此致敬、相互激励的过程。涉及自身评价，学人共同体理应享有优先的话语权。惟其如此，方可让这个群体，衍生出足够的身份、价值认同与职业责任。或许，在系统化重构学人独立价值的种种努力中，改变院士增选模式，只是小小一环；然而，因其从学界的顶端切入，势必会产生自上而下的连锁效应。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看到，通过更精确的社会分工，学术群体能找到充裕的空间安放自我。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