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已经闲置了两年多的老年乐园，王春文身心俱疲。现在他只有一个心愿，将其捐赠给有爱心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经营管理。记者 王鹏 摄

　　王春文８６岁了，老人多次想听从儿女的建议闲下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是，他还有心愿未了。

　　早上７点，他乘坐公交车准时到公司。下午５点，他徒步４公里回家，数十年风雨无阻。

　　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叫人开车，带到城西寺山脚的兴华老年公寓走一走，晒晒太阳。

　　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件作品，位于半山腰上的５幢褐色小楼已经装修好，但至今仍空着，只有两个保安和一条狗看着。

　　阳光下，老人眯起眼。往事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他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少年丧父，吃尽苦头；青年立志，事业有成，不料蒙冤受屈、１０年虚度；年近六旬开始创业，事业辉煌，致力慈善，在宁波颇有名气。２０１２年，由王春文慈善基金会投资５０００多万元新建的兴华老年乐园竣工，他的慈善事业到达顶峰。

　　但因种种原因，老年公寓无法投入使用，闲置已有两年多时间。如今，身心俱疲的王春文只有一个心愿，将其捐赠给有爱心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经营管理。

　　少年磨难

　　一把铺着被子的椅子，一张陈旧的办公桌和一部电话，是王春文办公的标配。

　　电话不时响起来，都是来订购原料的客户来问价格、型号和交货日期的。虽然已经是８６岁高龄的老人，王春文却能准确地应答。面前那本厚厚的笔记本，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有的都已开始泛黄，这是老人几十年生意往来的见证。

　　老人脸色红润，脸上的老年斑也不多，银丝般的白发在太阳光的映衬下，尽显仙风道骨之味。可很少有人知道，４０多年前，他曾被查出早期肝硬化。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他战胜了可怕的病魔？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小时候的磨难让我足够顽强，”在老人眼里，那种磨难，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生于上世纪２０年代末的王春文，虽然不是富贵之家，但父亲在大上海有份工作，粗茶淡饭还是能填饱这个三口之家，王春文还有幸进学堂读书。

　　自鬼子入侵后，王春文家就同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一样受到影响。他的父亲没了工作，只好回到宁海老家。祸不单行，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刚上初一的王春文被迫停学。

　　１９４２年，１３岁的他进入当地食品厂做学徒。食品厂主产年糕、豆制品等。那时没有机械设备，所有工序都是人工完成。他个子小，没力气，搬个东西常常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冬天，长时间泡在水里的双手长满了冻疮。

　　尽管很难，他却咬牙坚持，而且因为人很勤快，嘴巴也甜，师傅们都蛮喜欢这个小家伙，把制作糕点豆腐的诀窍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

　　就是这门技术，成就了王春文事业的第一次顶峰。

　　解放后，王春文成为宁海食品厂的骨干，有了施展才干的舞台。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一名小组长升任食品厂厂长，虽然当时这个厂只有１０多个工人，但厂长这个头衔足以让同龄人羡慕。

　　当时食品厂的经营模式，后面是生产车间，前面则是销售的柜台。在这里，王春文接触了各种人群，有的很穷，买个豆腐的钱也拿不出，王春文总是自掏腰包给垫上。当时他就有个想法，如果赚钱了，一定要拿点出来做好事。

　　他帮助最多的是老人，总觉得他们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的模样让人不忍拒绝。他当时就想着，以后发财了一定盖一个大房子，让那些老人住，每天热饭热菜招呼着。

　　绝处逢生

　　当时，王春文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几乎吃住都在厂里。他记得最忙的一年，自己从正月十五起就住在厂里，一直到清明，没有回过一次家。

　　在他的带领下，食品厂的规模迅速扩大，收入也逐渐增加，食品厂成为当地有名的红旗单位。鼎盛时期，食品厂用工达到１００多人，每个月营业额达１．２万余元。当时有人评价说，宁海整个工业系统不如他这一家食品厂。

　　食品厂成就了王春文，但他做梦都没想到，正在事业顶峰的他，会栽倒在食品厂。

　　当时的食品厂归属工业系统，后上面要求转归商业系统，作为厂长的王春文考虑到全厂１００多员工的利益等种种因素，没有表态。

　　看起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末的反右运动背景下，变成了方向性的大问题了。

　　１９６０年年初，由５个人组成的工作组开始对王春文隔离审查，试图找到他贪赃枉法的证据。折腾半年多时间，工作组实在找不出啥问题，最后以他不服从上级决定为由，给其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开除党籍和公职。

　　３１岁，人生的黄金时期刚刚开始，他却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这顶帽子一戴就是１２年。

　　从红旗单位的厂长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春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上头要食品公司工人写大字报，揭发其“罪行”，但工人对他有感情，不肯写，其实也不知道写什么，结果遭到威胁：不写大字报，就是反党分子的同伙。

　　直到今天，王春文都还心存感激。因为人缘好，遭批斗的时候，很少有人真的对他下手，不像有的人，被打得惨不忍睹。

　　接下来，他被下放到附近的农村劳动改造。没耕过地种过田的他只得从头学起，播种插秧啥都要干，常常累得腰也直不起来。

　　村民知道他豆腐做得好，劝他置办设备，为村民加工豆制品，每斤收取０．１元的加工费。村民向他保证，一定替他保守秘密。王春文凭自己的技术赚了“外快”，大大地改善了全家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秘密最终还是泄露出去了。“劳动改造居然还在赚钱！”这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豆腐的设备被没收充公。

　　群众出面求情，王春文免了皮肉之苦。后人民公社应群众要求重开豆腐作坊，王春文成为独一无二的人选。

　　从此，王春文有了两份差事，白天干农活，晚上磨豆腐，每天都要熬到深夜。

　　终于有一天，他支撑不住了，倒在豆腐作坊，躺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

　　枯燥单调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王春文坚信，总有一天他的冤情会水落石出。

　　１９７２年３月，他终于等来了人生的转折———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和公职。那一天，他把平反所得的数千元工资补贴全部交了党费。在当时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的年代，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平反后的王春文先后分配到工业局和乡镇企业局，分管物资的采购和销售，在当时，这可是非常吃香的部门，但王春文并不满足，他觉得，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梅开二度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大江南北，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春文开始跃跃欲试，小时候的理想没有实现，他不甘心。

　　（下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