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丰造纸厂老照片

　　竺梅先(1889年~1942年)，奉化人，与金润庠同为中国近代烟草工业的先驱。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后来弃政从商，积极倡导“实业救国”，先后创立或参与创立大来银行、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宁绍轮船公司等企业。

　　在竺梅先的人生履历上，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一笔是，这位身兼要职的企业家曾为拯救数百灾童，散尽千金而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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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参加同盟会

　　后弃政从商

　　奉化长寿乡后竺村（今属萧王庙镇）人竺梅先，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到了他父亲竺毓英手里，家境已经大不如前。竺梅先从小就给乡绅家放牛，１３岁时，背井离乡去了上海做学徒谋生。

　　最初，竺梅先在一家五金杂货号里做学徒，每天要整理店堂、送货，甚至倒痰盂这样的粗活也要干。但他为人勤奋诚恳，深得老板的信任。

　　和别的学徒不同，竺梅先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交学费读夜校。在老师的引导下，他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反帝反封建的种子。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参加光复上海之役。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时，竺梅先担任了六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领导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反帝斗争，领导六路商界罢市游行。

　　运动结束后，竺梅先受邀去济南担任光复军的军需长，之后便和几个朋友合伙在济南经营面粉运销生意，在三年内积累了２０万元资金。从济南回到上海之后，又和金润庠、周永升合作做军装生意，在这笔生意中又分得１０万元，从而积累了相当的资本。这时，他已经打算弃政从商。恰逢１９２９年，原大来银行主要投资人何耿星经营失败宣告破产，竺梅先应邀改组大来银行，资本５０万元，其中９万元由竺梅先投资，他出任董事长兼经理。大来银行的改组，为日后竺梅先创办华丰、民丰两家造纸厂，发挥了资本融资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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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纸版联营所

　　提高对外竞争力

　　上世纪２０年代中期，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市场对纸版的需求日益增长。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六家专业生产纸版的厂家，但由于日货冲击，各家都面临很大的压力。

　　嘉兴有一家禾丰造纸厂，连年亏损，到了１９２９年已经无法维持。投资人之一与竺梅先有过交往，商议之后将厂房转让给了竺梅先，改名为民丰造纸厂，创设资本为５０万元，其中竺梅先占了２５％，金润庠占１２％，两人分任经理和协理。

　　眼看着业内竞争越来越激烈，竺梅先和金润庠提出在同业中集中掌握定价权和销货权，推行有效的行业管理。可惜当时和其他厂家之间难以达成共识，这让竺梅先认识到，自己唯一的出路是让民丰造纸厂先强大起来。正好这时杭州的武林造纸厂因为拖欠当地电灯厂巨额款项，由浙江省建设厅招标拍卖。后来，竺梅先和苏州大华造纸厂的厂主叶荫三联手收购，并改组为华丰造纸厂。改组之后，竺梅先仍为经理，董事长一职由另一个大股东杜月笙担任。华丰厂于１９３１年秋天投入生产。

　　危急关头接手的两个造纸厂，在竺梅先的精心打理之下，资本总额快速翻倍。民丰、华丰、大华三家造纸厂的强强联手，顿时成了业内的“龙头老大”。１９３２年，国产纸版联合营业组织终于成立，全国六家纸版厂（除了有日商背景的一家）陆续加入联营，由各厂选派代表组成理事会，推选叶荫三为理事长。联营所成立以后，行业内部结束了无序竞争的混乱状态，从整体上提高了对外商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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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洋货

　　首创国产卷烟纸

　　后来，竺梅先发现国内市场没有国产卷烟纸，中国卷烟厂商受尽外国烟纸厂商的欺凌。由此，产生了生产卷烟纸的想法。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竺梅先决定分别向德国和英国定购相关的纸机及附属设备，并向国民政府实业部申请生产卷烟纸的专制权。１９３５年，民丰增加资本７５万元，杜月笙、劳敬修（广东卷烟厂厂主）等人也投资入股。与此同时，他们派遣工程师东渡日本学习，还高薪聘请外籍工程师来厂指导，并向社会招生开办技术训练班，以满足卷烟纸生产的需要。

　　１９３６年６月，国内第一台卷烟纸机在民丰建成，国产卷烟纸在民丰首创成功。这是旧中国造纸工业从低级技术的板纸工业上升到高级技术的薄页纸工业的历史性突破。

　　国产卷烟纸投放市场后，为了取得卷烟厂的信任，竺梅先将民丰的烟纸做成卷烟后送到南洋、华盛、福新等卷烟厂试吸，结果大家都以为是进口的。由此，民丰的“船”牌烟纸得到了信任。当时就连洋商颐中烟草公司（上海卷烟厂前身）、英美烟草公司也向民丰订货。这对于抵制外货，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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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主抗日

　　创办伤兵医院

　　虽然弃政从商，全力发展民族工业，竺梅先仍十分关心国事。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痛心之余，竺梅先在当年９月２９日的《申报》头版联名刊登了《告全国同胞书》，呼吁抗日。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竺梅先又募集巨款，亲自赴前线慰劳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由于在前线目睹伤兵缺医少药，他马上回上海设立了一家伤兵医院。短短一个月时间，救治伤员500余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抗日救国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工作。”这是竺梅先常常对家人说起的一句话。

　　他自己身体力行。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竺梅先首先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捐献了相当于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后来闸北战争吃紧，大批难民急待救济，他把历年积存的银杯、银盾、银器皿，包括银制宁绍轮模型等上百件银器，装满一卡车送往同乡会供救济难民之用。在他的带动下，旅沪宁波同乡纷纷慷慨解囊。

　　当时战况激烈，伤兵越来越多，竺梅先再次筹建伤兵医院。这次规模更大，选址长乐路富民路口一座大花园洋房，组织专业医务人员和志愿支援人员共上百人，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医院经费大部分由爱国工商界和各界人士赞助，其中竺梅先本人承担三分之一。竺梅先在上海的家属整天都到医院来帮忙，为了避免日寇干扰，医院取名为“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医院先后救护伤员４０００多人。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之后，伤兵医院无法办下去了，竺梅先通过各种渠道，把伤员安全转移。同时成立国际残废医院，继续将留沪的几十名断肢病员装接假肢再行转移。任务完成后，国际残废医院也宣告结束。竺梅先为救死扶伤作出了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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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尽千金

　　救助灾童

　　上海沦陷后，原本由上海各界人士在战争初成立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相继结束，大批孤儿又重回街头流浪。竺梅先目睹此情此景，焦急不安。为了收容和养育这些难童，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支持下，竺梅先募集了５万元资金，于１９３８年在奉化楼岙琅泰清寺创办了一所灾童学校———国际灾童教养院。

　　教养院每年分三个学期，边学习边劳动，并强调体育锻炼，还经常请一些著名人士来院宣传抗日。竺梅先在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了三十人，组成课余歌咏队，到城镇农村宣传抗日，在当地颇有影响。

　　１９３９年，宁波市区、奉化相继沦陷，教养院经费来源困难，竺梅先在夫人徐梅华的全力支持下，承担教养院的全部费用，由上海大来银行竺氏私人名下的资金陆续支付。粮食供应紧缺，竺梅先不顾严寒酷暑，到处奔走，冒着伪军搜查和土匪抢劫的危险，把粮食运到奉化。这件事在鄞县县志的《竺梅先传》中已有记载。灾童中曾有三十多名毕业生参加了新四军浙东三五支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１９４２年，竺梅先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于５月３０日与世长辞，享年５４岁。当其灵柩到达泰清寺时，沿途百姓和教养院师生列队迎候，无不痛哭流涕。竺梅先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教养院全体灾童，一再叮嘱夫人：“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徐梅华秉承遗志，维持教养院一年多，直到最后一批灾童毕业，安置好他们的工作，教养院乃宣告结束。

　　记者 林旻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