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鹏 摄

　　倾诉人：袁明明，男，３３岁

　　袁国军，男，５７岁

　　记者：陈也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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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对父子。

　　父亲袁国军与我面对面坐着，满脸的褶皱，难掩忧伤。他从奉化的小山岙出来，在集士港打工十多年，为的是能挣够儿子娶老婆的钱。

　　没想到，喜事还没办，儿子袁明明得了白血病。袁国军变得手足无措，到处筹钱，上海、宁波两地跑，“只要能治好儿子的病，怎么样都行。”

　　袁明明在上海道陪医院无菌病房，通过电话，跟我讲起了他的故事。比起病魔的肆虐，更让他痛心的，是女友的骤变与离去———

　　桂林>>>

　　一见倾心

　　我这人其实挺坐不住的。医学大专毕业后，做过医护人员，当过白领，但这样朝九晚五的生活，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那时候，正好有个在香港的同学，让我一起做网站。我便辞掉工作，专心帮同学打理网站。这个工作很自由，闲暇的时候，我常背着双肩包，四处游走。

　　２０１０年夏天，我来到桂林阳朔，背包入住在当地的青年旅舍。旅舍里，都是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

　　年轻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没几天就混熟了。有一个９０后女孩，长发飘逸，笑容甜美，她是澳洲的留学生陈圆（化名）。

　　趁着假期回国，她从澳洲来到阳朔。她也是个爱玩爱闯荡的人。几个年轻人当中，就她跟我最投缘。

　　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发。他们喜欢古色古香的奇石馆，只有我和陈圆喜欢红柱白脊、琉璃黄瓦的迎江阁。

　　慢慢地，几个人的旅行，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们在西街漫步，在漓江泛舟，在十里画廊骑着单车，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

　　我们的爱情，在阳朔连绵不绝的山水间，悄悄滋生疯长。

　　旅行总有结束的时候。陈圆的母亲催她回澳洲上学。可是她早已厌倦被安排的人生。为了跟我在一起，她愿意放弃澳洲的一切，跟随我到天涯海角。

　　青年旅舍的老板，听说我们的爱情，感动不已，愿意把旅舍低价转卖给我们。毫无经验的我们，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始创业。

　　每天凌晨５点，我们便睡眼惺忪地起来做早餐，迎接各种肤色的客人。

　　美国的客人喜欢吃披萨，我们就照着网上的菜谱做；重庆的哥们喜欢吃小面，我们就向他请教食材与方法，一边玩，一边学。

　　在我们的号召下，大学生们经常来旅舍做义工，还跟我们一起做公益事业：去农村小学捐课本、帮助贫苦的孩子募捐。

　　青年旅舍里的那些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美好的时光。

　　西安>>>

　　相濡以沫

　　２０１４年春节，陈圆的母亲再一次要求我们回家发展。周边的旅舍越来越多，竞争压力很大。

　　陈圆的父母很早就离异了，母亲改嫁到西安，在那里安了家。

　　陈圆说：“我们回西安吧。”我说：“好。”

　　什么都没带，我们上路了。只要有她在，就是家。

　　陈圆比我小８岁，可是她干练成熟，有她这个年龄不具备的精明与理智。在她面前，我反而像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单纯没头脑。

　　我把开旅馆赚的钱，都交给她打理，我只想把最好的都给她。在我心里，我早就认定她为终身伴侣，对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又有什么要保留呢？

　　我们拜见过彼此的父母，这门亲事也基本定了下来。我父母很喜欢陈圆，恨不得我们马上领证。他们拿出所有积蓄，还问亲戚借了些钱，重新装修了农村的老房子。

　　我们原本打算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结婚，婚后一起旅行，一起创业，一起照顾孩子，天天黏在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

　　只要跟她在一起，未来就是甜的。

　　然而，手臂上莫名的出血点，让我满满的幸福感转瞬即逝。

　　２０１４年５月中旬，初夏的温度，不冷不热。我穿着短袖，手臂上星星点点的出血点，显得异常刺眼。卷起裤脚，腿上也全是。

　　我没当回事，以为休息几天就会好。没过几天，全身都是淤青，紧接着，身上有淋巴的地方，都肿胀了起来。

　　学医的我，敏感地意识到严重性，却不敢往下想。

　　女友带我去医院检查，她最先知道我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了不让我担心，她骗我说只是简单的发烧，背着我跟医生沟通。

　　我偷偷看了一眼报告单，就明白，这不是简单的病，不是打针吃药就能治好的病。

　　我情绪失控，嚎啕大哭，她抱着我，终于把几日里压抑的痛苦发泄出来：“你不要这样，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我？”

　　我发疯地大喊：“你离开我吧，你还年轻，我说不定哪天就……”

　　她捂住我的嘴巴：“我一定要你好起来。”

　　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流着眼泪，拖着鼻涕，很不堪，却美极了。这才是我心爱的人，愿意为我放弃学业，放弃青春，放弃一切。

　　父母知道我得病的消息，连夜从老家赶来。可是他们没有文化，什么都不懂，很多事情，都是陈圆奔走联系的。

　　那段时间，陈圆守在我病床边，用三把椅子搭成“小床”，陪我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变了。

　　上海>>>

　　分道扬镳

　　治疗白血病，比我想象的更费钱。

　　父母已经尽力了，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有很多次，我想放弃治疗，是陈圆在一旁给我鼓劲。

　　“那你把钱拿出来呀！我们以前开旅舍赚的钱呢？”我当时的语气一定十分伤人，可是我真的很着急，不愿意看到父母一筹莫展。

　　“那些钱去投资了，暂时拿不出来。你现在为什么跟我说的都是钱？”陈圆的语气里，满是委屈。

　　谈钱伤感情，我们开始有了争吵。

　　“我以前在乎过钱吗？你跟我在一起那么多年，你不了解我吗？我是为了治病。”我声嘶力竭吼着，我也很气愤，她居然曲解我的意思。

　　“我会想办法给你的。”

　　２０１４年７月，我转院到上海道陪医院。她没有跟来，我的心凉了半截。以前那个牛皮糖一样黏着我的女孩，已经渐行渐远了。

　　安顿好病床，我就给她打电话：“马上要做移植手术了。钱可以打给我了吗？”

　　“你联系我，就是问我要钱吗？我做了那么多事，你都看不到，你就怪我没有给你钱！”

　　我们在争吵中挂了电话。

　　过了几天，宁波亚德客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向我捐款１０万元，缓了一时之急。救急的钱有了，我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回想那天我对陈圆的态度，是那么恶劣。她毕竟还是个小姑娘，她已经为我承受很多。

　　我拨通号码，打了过去，却发现，她已经换了手机号码。我打开微信、ＱＱ、微博，全然没有她的踪影。

　　她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我的世界。

　　去年８月，我从朋友那里听到她的消息。她找了一个男朋友，还一起出去旅游了。

　　仿佛一夜之间，那些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健康、自信、那个说好陪我走天涯的女孩……统统烟消云散。

　　如今，我已慢慢释怀了，我不怨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我的病，家里已经借了几十万，第一次骨髓移植，用的是父亲的造血干细胞。排异反应严重，手术失败。

　　医生说至少还要准备８０万，才能进行第二次移植手术。

　　如果你想帮助袁明明，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