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罗娟（化名），女

　　年龄：６４岁

　　记者：陈也喆

　　插画：章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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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的年月

　　二姐，离开我已经整整三年了。

　　二姐比我年长９岁，我刚懂事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出嫁年龄。也不知道为什么，兄弟姐妹中，就数我跟她最亲，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那个年月，闹自然灾害，大家都吃不饱饭。我们家在农村，上上下下十几张嘴。二姐长得高大，胃口很好。

　　父亲规定一人一餐一碗粥，我们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记得大年初一那天，母亲给我们做了一锅野菜粥。二姐盛了一碗粥，又舀了一点野菜，粥就溢了出来，流到地上。

　　父亲见状，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家里的米越来越少，粥也越来越稀。父母思忖着给二姐找个好人家嫁出去。

　　出嫁那年，二姐１８岁，我９岁。二姐偷偷告诉我，因为营养不良，她还没有“做大人”（来例假）。

　　二姐夫在宁波一家工厂的食堂工作，为了让二姐多吃一个馒头、一碗饭，父亲把二姐许配给了他。

　　出嫁那天，是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

　　一根烂稻草

　　二姐夫从小没有父母，靠叔叔拉扯长大。他孤僻暴躁，一有不顺心，就暴跳如雷。

　　二姐婚后不久，我去她家，看到二姐夫动不动就掀桌子、扔菜刀、砸热水瓶、打二姐。我吓得腿发抖。

　　有一次，二姐夫拿着一把笤帚，沿路追打二姐。她终于忍不住了，哭着逃回娘家。

　　我父母都是特别传统的人，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离婚”两个字。

　　母亲摩挲着二姐手臂上的淤青，劝慰她：“唉，女人啊，就是眼睛一闭，一根烂稻草到底。”

　　二姐无奈地回家了。她的一生，在二姐夫无休止的暴戾中度过。

　　２０１２年１月６日，天空飘着雪。二姐夫因病住院，二姐服侍了他一夜，也被唾骂了一夜。夫妻几十年，她早已习惯丈夫的暴脾气。

　　清晨，人行道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雪，几乎把斑马线湮没。二姐走在湿滑的人行道上，准备去街对面买早点，突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车撞倒在地。

　　她苦痛的一生，就此终结。

　　二姐在世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我跟她的感情也最深。她不幸的婚姻，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两张电影票

　　当年，父亲一直对二姐有所亏欠，便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个乖乖女。父亲发誓一定要给我找一个好男人。

　　一转眼，我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我性格活泼开朗，特别喜欢唱歌跳舞。

　　村里的文宣队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在里面扮演小常宝。连演三十三场，街坊邻居，甚至邻村的人都认识我。

　　有个邻村的男青年，１．８０米的高个子，总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后来，他干脆走到我面前，坦诚地告诉我，他觉得我演得很好，长得也标致。

　　他的热情与诚恳，慢慢打动了我，我们偷偷相爱了。

　　他的眼睛很大，笑起来，像阳光一样温暖。这是我的初恋。

　　他有一辆自行车，常常载着我，在乡村的小道上飞奔。他还耐心地教我骑自行车，我个子不高，容易摔倒，他就用坚实的臂膀护住我。

　　我们的事，终于被父亲知道了。父亲坚决反对我们来往：“他是农村户口，我会给你找一个城市户口的男人，把你嫁到宁波过好日子。”

　　我的初恋就这样夭折了。

　　紧接着，父亲帮我物色了一个宁波人罗华（化名），他是个工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差点傻眼了：他还不到１．６０米。

　　父亲却极力说服我：“他是个工人，工人总好过农民。又不种田，要那么高干吗？人好不就行了？”

　　罗华看上去，确实是像个憨厚的老实人。在父母的压力下，我跟罗华走进了婚姻。

　　我们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里整理衣服。

　　忽然，罗华的裤子口袋里，掉下来两张电影票。

　　我一看电影票上的日期，是几天后，便默默地把电影票塞了回去。

　　等到那天，我到了那家电影院，照着电影票上的座位号找了过去，看到他跟一个女同事正亲密地看电影。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我第一次对他失望透顶。他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来往。

　　可是，他们在我眼皮底下藕断丝连了好多年。最后，有个一直关心我们的大姐，劝说了他几次，他才断了这段孽缘。

　　一张健康卡

　　日子平静地过去，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已名存实亡。他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有时候彻夜搓麻将，有时候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每当家里有些重大的事情，需要男主人作出决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场。

　　最过分的一次，是孩子填报志愿那天，我让他早点下班回家，一起商量。可是那天他搓麻将，一直到凌晨才回家。

　　这些年来，有好几次，我看到有人给他发短信，喊他“老公”，我质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说是同事之间开玩笑。再问，他便沉默以对，不理不睬。

　　两年前，我在他的包里发现一张健康卡。从卡上登记的名字来看，显然是个女人。

　　我托人查找这个人的信息，发现她在邱隘一家美容院工作。

　　那几天，我拿着丈夫的照片，在那一带游走。碰到美容院隔壁的一家住户，我拿着照片问她，是否看到过这个人进出美容院。

　　她拿起照片端详了一会儿，惊讶地看着我：“你是他的什么人？这个人跟美容院的老板娘已经来往十多年了……”

　　后面的话我听不下去了，只感觉双腿一软。回家后，大病一场。

　　这件事，我自始至终没有告诉丈夫。告诉了又怎样，我不想看到他因为狡辩而扭曲的脸。

　　二姐走了，身边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很多事情，我都选择一个人默默承受。

　　二姐的婚姻不幸，在于丈夫家庭暴力。我的丈夫，虽然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做的一桩桩事情，却比打在我身上更痛。

　　如今，我还时常梦见二姐，梦见跟她手拉着手，聊着生活中的幸与不幸。

　　有时候，梦中的场景会回到五十年前，她还是个小姑娘，我还是个小女孩，一起哼着歌，讲那些听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