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聚焦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张绍彦近日提出，为确保在死刑判决后到死刑执行前期间，发现死刑判决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应尝试建立死刑执行“犹豫期”或“执行犹豫”（制度），以防止冤杀、错杀情况的发生。“死刑犹豫期”的时间可以设定为2年至3年或５年。（２月１１日《法制晚报》） 

　　能最大程度防范冤假错案

　　我国刑法中，已经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制度，即所谓的“死缓”制度，那么，设立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是不是多此一举呢？事实并非如此。它有利于防范冤假错案，也有利于留下活口以便其他案件的查清，也有利于减少死刑的适用。

　　在现行的刑罚中，死缓，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刑２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虽然不是一项单独的刑罚，只是死刑的执行制度，但实际上，死缓在对犯罪分子宣判时就已确定，只要在2年考验期内不再故意犯罪，就不会执行死刑。而学者建议的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是在宣判时就宣布为死刑，但在一定时间内不执行，如果没有发生新的情况再执行死刑，这跟死缓制度截然不同。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无论再多的金钱、荣誉等都无法弥补人的生命，因此，即使是基于我们目前的国情，保留死刑有必要，但对执行死刑的谨慎无论如何强调都有必要。在呼格案中，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仅短短的６２天，人们已深刻感受到审判的草率和冤案给公民和家庭、社会带来的重创。因此，如果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死刑犯在宣判后数年内不执行，其间或许有真凶出现，能最大程度地防范冤假错案。

　　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给一些后续的案件留下活口，便利查清关联案件，提高司法公信力。在现实中，有相当的死刑案件，幕后都有关联案件，牵涉到贪腐犯罪等，如果对死刑犯执行过早，那么对于后续的案件就是死无对证，不利于查清以后的案件，不利于打击犯罪，同时难免给公众以“官官相护”的印象，影响到司法公信力。

　　对于学者的建议，立法机关应当认真考虑，适时将其提到立法议程上来。

　　杨涛 

　　犹豫期别成了权力运作期

　　我们应该看到，事物都有两面性，如若增加了死刑“犹豫期”，死刑判决后到死刑执行前这段时间，又有可能成为权力“运作期”，将死刑“运作”成死缓，或者干脆从狱中“捞死刑犯”。毕竟，这些年，有权人、有钱人等罪犯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时有丑闻曝光。假若增加死刑“犹豫期”，恐怕会沦为一种新的司法腐败问题。

　　增加死刑“犹豫期”制度，也有点多此一举。我国刑法已有死刑缓期2年执行制度，没必要再增加“犹豫期”。死刑分立即执行和缓期2年执行，可见，死缓本身就是死刑的一种变通形式，不属于单独的刑罚种类。死缓适用于罪该处死，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要减少冤杀、错杀情况的发生，基于少杀、慎杀的现代法治精神，多判死缓就可以了。被判死缓的罪犯如在监狱表现良好，2年期满以后，是可以减刑为无期徒刑的。

　　退一步说，就算建立“犹豫期”，操作起来也有难度。比如备受关注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从１９９６年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死刑，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被判无罪，历时近９年，若想依此让呼格吉勒图免死，“犹豫期”必须要９年以上。还有其他冤案、错案，真相大白所需时间或许更长，“犹豫期”短了没用，太长又等于废除死刑，请问该如何设定？

　　要最大程度地防止刑事案件中冤杀、错杀情况的发生，最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死刑执行之前的侦查、审查、审判等环节，少制造甚至不制造冤假错案。这就要求，各级司法机关不能搞刑讯逼供，不能只重口供不重实物证据，部门之间不能只有配合没有制约；还要破除“限期破案”、“命案必破”等政绩思维，从“疑罪从轻”转向“疑罪从无”；也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律师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还要建立案件终身追责制度，以此倒逼相关责任人不敢草菅人命。何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