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古城在宁夏考察文物（本人供图）。

1979年杨古城考察阿育王寺。记者 王鹏 翻拍

杨古城举着扩音喇叭，带领市民探访宁波的古村落。 　　记者 王鹏 摄

　　他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奖获得者,是老百姓心中的“文化狂人”。

　　他常年风餐露宿,脚踏四明大地,行走于古村之间。

　　在他手里,保护下来的文化遗产,数以百计,最出名的有前童古镇、东钱湖南宋石刻群、徐时栋故居等。

　　若是没有这位老人的苦苦坚持,很多千百年前的文化遗迹早已消逝在尘土里。

　　举着扩音大喇叭,斜挎皱巴巴的帆布包,这些年来,他组织文化旅游189次,免费为市民做“知故乡,爱中华”的讲座50余次。

　　他就是杨古城先生,今年77岁,而他一心扑在文物保护上,已有20个年头了。

　　但凡在宁波,随便问一个文艺工作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杨古城,也没有人不被他那股执着的精神感动。

　　他是一个普通的宁波市民,深沉地爱着脚下的每一方土地。

　　记者 陈也喆

　　“幼不学，老何为”

　　１９４５年，一个小男孩跟随父母，坐着木帆船，从舟山沈家门，一路颠簸，在宁波三江口岸停泊。

　　安家落户后，父母把他送去私塾上学。学堂上一共１０个学生，第一课，是诵背《三字经》。

　　老先生特别严厉，若是谁没有背出来，或是背得磕磕绊绊，就会狠狠地在谁的手掌心打一板子，用那种硬邦邦的年糕板。

　　小男孩也被打过，疼的时候也忍不住哇哇大哭。就在这疼痛之间，他的心里深深地烙下一句话：“幼不学，老何为。”

　　这个小男孩就是杨古城。当时，他还叫“杨官诚”。

　　那一年，他７岁。

　　一路描摹大好河山

　　杨古城的家境并不好，父亲赚来的钱，只够糊口。他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学费都是自己挣来的。

　　暑假，瘦瘦的他，穿着破洞背心，摇着蒲扇，卖西瓜；寒假，他自己动手做纸质的元宵灯笼，白兔灯、龙凤灯、马灯……小小的他，竟然画得栩栩如生。花灯卖得很好，他的学费也有着落了。

　　上初中的时候，他是班上的美术课代表，一周有两节美术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迷恋上绘画，尤其擅画动物与风景。

　　他的美术老师是杨连昌，毕业于上海美专，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

　　初中毕业时，四川技工学校来宁波招生。不用付学费，每个月还有补贴，光这两个条件，就足以撼动家境贫寒，又想读书的他。

　　宁波到成都，路途遥远，必须先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轮船去四川，再换乘小轮船。路上的时间，就要花去５天。

　　少年杨古城却不觉得旅途乏味，他随身带着一本速写本，一支铅笔，一路走，一路画。 

　　起伏的山峦，连绵的村落，夕阳的晚霞，跌宕的波浪，都被他描摹下来。到学校的时候，他已经画了厚厚的一本。

　　尽管，学校两个月后就停办了。那一路上的山川美景，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印记。

　　那一年，他１８岁。

　　爱画画的古城先生

　　１９５８年，《宁波报》招聘美术编辑。杨古城想试一试，便拿着厚厚的画册前去应聘，还真被录用了。

　　第一次发表插画，他用了笔名“古城”。后来，这个笔名就一直沿用下来，名字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杨古城”。

　　父母取名“官诚”，是希望他做官，做一个诚恳的官。可是他志在山水，最大的愿望是游走名山古城。

　　那个年代，报社经费紧张，常常用素描画代替照片。杨古城几乎每天都在画，除了画边栏，配插图，写美术字，还要画建成的新大楼、先进人物等等。

　　１９６０年，《宁波报》停刊，杨古城到宁波六中（现宁波女子中学）教美术。他的地理基础扎实，后来又兼任地理老师。

　　１９６１年，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急需美术人才，曹厚德所长求贤若渴，找到了他。

　　他仿佛暗夜中行走的少年，辗转摸索，忽然找到人生的光束，从此与民间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那一年，他２３岁。

　　画下三公里的荷花

　　在工艺美术研究所，曹厚德先生是对年轻的杨古城影响最大的人。

　　曹先生比杨古城大８岁，当年是所长，算是领头羊，却是所有人中最谦逊勤奋的。他每天磨墨练书法，翻阅古籍，还向新来的国画系大学生讨教绘画的技艺。

　　在曹先生的带动下，研究所里氤氲着浓厚的艺术氛围。下班时间到了，大家都没有回家，而是展开纸笔，练习画画。节假日到了，几乎所有人都跟随曹先生一起，背包去外地考察、写生。

　　有一次，大家一早去普陀山写生。

　　上了码头，曹厚德的目光，瞬间被脚下雕刻着荷花的石板吸引住了。

　　从码头到附近的住处，有三公里路，一共１０８块石砖，每块砖，由不同的师傅雕刻，每一种荷花的姿态，也各有千秋。

　　曹先生拿出画本，蹲下身，细心地临摹起来。

　　“他画，我也画。”杨古城掏出画本，细细地画着。那三公里路，不是用腿走完的，是画完的。

　　就这样，一路蹲着，画着，间或跪着，到寺院香客住的地方安顿下来时，天已经黑了。

　　那一年，他２５岁，明白了什么是钻研与痴迷。

　　打开一扇窗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中断交往多年的日本佛教界，提出派团到中国，朝拜浙东名刹天童寺与阿育王寺。

　　然而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佛像全部被毁，佛经、文物也被焚烧殆尽。重修寺庙的艰巨任务落到了工艺美术研究所。

　　１９７９年底，天童寺修复完毕。第一批来敬拜的是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朝拜团。

　　其中有一位僧人，名叫村上博优。他不仅是位僧人，还是文化学者，尤其对中国文化史颇有研究。

　　之后的２５年里，他往返浙东文化的交汇处———宁波，一共１０８次，撰写了１８部有关中日文化交流的专著。

　　一直到９０岁高龄，他依然到宁波各个乡村考察。在他牵线和努力下，宁波市与日本上田市结成友好城市。杨古城后来也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中日文化交流上，２０１１年，杨古城成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团团长。这是后话。

　　当年，杨古城第一次见到村上博优的时候，他已年过花甲，面容清矍。然而，从他口中说出的中国文化，令人震惊而肃然起敬。

　　村上先生知道宁波有１０道城门，还知道每道城门的来历与故事。他研究得知徐霞客古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这些见识，杨古城听得一愣一愣的。

　　村上先生随身携带的书，都是当年中国传到日本的中国古籍，在中国早已遍寻不见。

　　后来，村上先生每一次来宁波探访，都由杨古城陪同。寻找古村时，杨古城是向导；到达目的地后，村上先生便是老师，他对那些散落在荒野的文化遗存，简直了然于胸。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青年杨古城开始对宁波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仿佛为他开了一扇窗，让他明白，熟悉的地方，不仅有风景，还有厚重的文化。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他常怀着一颗慈悲敏感的心，去触摸大自然，用心感受前人留下的遗迹。

　　那一年，他４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