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宁波规模最大的律所，一个专业团队正在悄悄形成。团队由10名律师和一群匿名医生组成，主攻的领域是诉讼难度较大的医疗事故纠纷。这是在宁波推行医疗纠纷“宁波解法”和去年“医闹”入刑后双重作用的必然。

　　记者　胡珊 

　　“宁波模式”

　　催生专业团队

　　７年前，宁波创新性地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和理赔协商机制，探索出了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

　　“宁波解法”通过地方性立法，只赋予了医院极少的协商权利（记者注：《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规定，出现医疗纠纷时，医院可自行协商处理的权限只有１万元），从而把院方从医患矛盾中解放出来，把纠纷导入专门的机制中进行处理。

　　这极大地减少了医闹现象，但真正让“医闹”接近绝迹，是去年镇海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了６名饮酒后到宁波第七医院打砸的男子，这是宁波首次“医闹”入刑。

　　宁波解法和“医闹”入刑双重作用下，大量的医疗纠纷在经过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调解分流后，剩下的不得不进入司法途径，为专业的医疗诉讼律师提供了一片蓝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张志伟和９名同事成立了和义观达医疗维权团队。

　　为什么医疗官司难打？

　　办过医疗纠纷的律师大多有个共同的感受，相比于大部分的民事官司，医疗纠纷相对复杂些，想打赢相对困难些。它的复杂和难打不是体现在法律的适用上，而是体现在，在哪里找到整个案件的突破口。

　　要想知道医方在整个诊疗过程到底有没有过错，过错程度有多大，最权威的说法只能是来自业内。这也是绝大多数的医疗纠纷，法院都会申请医疗责任鉴定的原因。

　　这份鉴定基本上能对案件一锤定音，因此与其说是打医疗官司，还不如说是打医疗鉴定。

　　那鉴定好“打”吗？

　　张志伟说，在法院将双方的所有材料交给鉴定机构后，鉴定机构会召集双方参与专家论证会，听取患方的意见，这是让专家们在鉴定报告中判定院方过错的唯一机会。

　　专家们当然会自行翻阅病历报告，但鉴于实际情况，比如，住院病历动辄厚厚一叠，而且等着专家们论证的案子又多，指望专家们花上一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细细研读，几乎是不现实的事情。

　　他代理医院参加过很多起专家论证会，通常的情况是，患方只能粗略地表示医院没治好，却讲不到点上，医院摇头坚决不承认，最终鉴定报告只能判断医院有轻微责任或是无责任，从而影响判决。

　　律师团背后的“隐形”专家

　　张志伟和他的团队中，有２名律师是医生转行。但这样的力量称作专业是远远不够的。

　　张志伟曾在李惠利医院当过医生，知道术业有专攻，医学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律师团背后还有一群专家医生做顾问，各个科室都有，诊疗过程有没有错，他们一眼就清楚。”

　　医生都是在职的，愿意出来做顾问，一方面是因为确实不喜欢医闹，另一方面是因为张志伟“说服”了他们。但介于职务的敏感和尴尬，这些医生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匿名。

　　“其实北京也有类似的机构，而且是公开活动，官方也是支持的。他们接受病人的单方委托，为患方分析病历报告，给一个参考性的意见，但这份意见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这样的机构其实对医疗事故处理的公平、正义和合法性是有帮助的，最起码的一点，它能打消患方对鉴定结论是‘儿子踢球，老子裁判’的疑虑。”

　　张志伟希望有一天，他们律师团背后的“隐形”专家也能大方走出来。

　　案例

　　肺癌病人打完止血针当晚咯血身亡

　　医院措施不当担三成责

　　李女士（化名）的丈夫走得十分突然。他是肺癌晚期病人，因为咯血到医院打止血针，不料就在打完针的当晚，发生大咯血离开。

　　这件事李女士久久不能释怀，“当时如果切开气管，他也许救得回来。”她觉得，医院的抢救不当，是造成丈夫早走的原因之一，于是以医疗纠纷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

　　近日，慈溪法院判决医院因为有过错，赔偿李女士和家人２７万余元。

　　上厕所后突然大咯血

　　李女士今年４９岁，是慈溪的失地农民。几年前，丈夫被诊断为肺癌，给了全家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慢慢接受现实后，李女士一直陪着丈夫四处寻医问药，在她的悉心照料下，虽然丈夫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但依然能吃能走，状态不错。

　　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晚上，丈夫又出现了咯血，好在量不大，李女士赶紧陪他到家附近的医院打止血针。两人商量着，第二天就到上海去化疗。

　　就诊时，他们告诉了医生病史，医生开了止血针后，安排李女士的丈夫留院观察。

　　７月９日凌晨１点半左右，李女士的丈夫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突然大量咯血，出血量在１５００毫升，随后陷入昏迷。

　　当天３点左右，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李女士的丈夫猝然离世。

　　医院录像还原关键10分钟

　　丈夫走后，回想起整个抢救过程，李女士心里总觉得有个大疙瘩。

　　“他大咯血时，我把医生叫来，结果医生居然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呆看，直到发现人快不行了，才给他心肺复苏人工呼吸。”

　　她找医院要了丈夫的病历、急诊科的抢救登记及护理评估表、收费单据和知情同意书，后来又发现，抢救是在急诊室进行的，急诊室里还有视频监控，又调取了监控，随后找到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的张志伟律师。

　　对比了李女士提供的病历和录像，张律师发现，病历上的记录和录像有出入。

　　“病历是抢救完成后，医生补登的。这在医学上是允许的。病历上记录着李女士的丈夫１点４０分咯血，２分钟后，医生进行了心肺复苏，随后人工呼吸和肾上腺素推注。这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但问题是，录像上却显示，李女士的丈夫１点３０分咯血，１点３２分医生赶到，随后拉来了心电监护仪，在这之后就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直到１点４０分才进行心肺复苏等抢救。李女士的丈夫是气道进血，在这关键的１０分钟里，如果没有切开气管，插管进去呼吸，做什么都是徒劳的。事实上，医院的麻醉医生直到２点２２分才赶来进行插管。”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李女士和婆婆、儿子一起将医院告上了法庭，要求医院赔偿他们各项损失４０余万元。

　　抢救不当医院担责30%

　　庭审中，法院依原被告双方的申请，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对医疗责任进行了鉴定。这场鉴定历时大半年，直到去年７月１６日，浙江省医学会才出具了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

　　鉴定书认为，医院的确在诊治中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慈溪法院认为，肺癌晚期病发的大咯血是李女士丈夫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医院对患者病情严重性估计不足，在抢救中没有及时开放气道、清除呼吸道异物，没有及时进行气管插管等，存在过错，与李女士丈夫的死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承担３０％的责任，遂判决医院赔偿李女士等人２７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