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由东南商报社和鄞州下应街道共同组建的“宁波好姻缘”下应红娘基地，桌上的相亲资料中，女孩的资料占了大部分。记者 王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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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没那么深谋远虑的家长，我在现场看到一个出生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女孩的资料，毕业于名牌大学，企业中层，年收入２０万元以上，但她的母亲犹犹豫豫写下了１５万元，学历要求只填了大专，她说，写多了怕人家不敢接触。

　　这位母亲哀叹，当年女儿忙于工作，年纪小、收入低、没见识的嫁人大好光阴被错过了，现在身边倒是有一群有为青年，可全都是她的手下，也比她小，不会把她列入考虑范围。

　　她的手机里有女儿的旅游照，看上去端庄秀丽，可身边有人评论，不够白，脸有点大。不知道照片上在赛纳河边迎风微笑的女孩听到一群大妈对她如此品头论足，会作何感想。

　　我的外甥女和一名９０后女孩的父亲聊起来，这个女孩毕业于北京一所让国人如雷贯耳的名校，工作也不错。父亲说，孩子虽然小，但找对象这件事不能等。他先帮忙看看，有合适的再介绍给孩子。

　　这时，那位企业中层的母亲突然打断了他们，她拉过我的外甥女：“小姑娘问东问西的做什么？”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她自顾自说下去，“你有这个功夫不如去谈朋友，不要以为年纪轻轻的就可以浪费时间，一转眼你就是阿拉囡这个年纪了，要体谅父母啊。别挑了，趁年轻，看到好的赶紧下单！下单！”

　　外甥女半天没说话，我想“下单”这个词，一定把她吓坏了。“古今中外没有这种情况，父母聚集在一起，像谈论一件商品一样介绍自己的儿女。”

　　“白发相亲”背后的焦虑

　　“下单”这个词，同样在项志美的嘴里说出来。

　　我们去她家采访，随意拉些家常，她问我老家在哪儿，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结婚了没，什么时候在宁波买的房子，然后出于职业习惯地感慨一声：“还好想得明白，‘下单’得早，不然像你这样的外地人，多少难找。”

　　项志美指着她家里厚厚的一叠资料说，你不要嫌阿姨说话不好听，现实就是这样，很残酷的，像你这个年纪还单着的女生一抓一把，比你漂亮收入高的也多的是。

　　那一刻，我充满庆幸，还好自己不挑不选果断“下单”，也多亏先生毫不嫌弃及时“收留”，避免了待价而沽的尴尬。

　　看项志美精心设计的表格，果然比求职简历表还要精准，除了单身男女年龄、学历、年收入等基本信息外，还有准确的家庭住址，房屋面积，有无按揭、产权所有人是谁，工作单位的性质是公务员、事业还是企业，一周可以休息几天，有无兄弟姐妹，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对属相有没有要求……

　　看多了，就会觉得照片上的脸一个个面目模糊，眼前只有房子、职业、年薪等标签在飘。

　　项志美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她说，你不要看不起这一条条，没有一条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是１０多年的经验，是为了保证最高的成功率而设计的。现在的父母，门槛多少精，从你住哪个小区，就可以判断出你家的经济水平如何；从每周休几天，判断你是不是坐办公室的，将来能不能照顾到家里；他们介意你是不是独女，一方面是考虑财产问题，另一方面也怕家庭关系难处理，“如果有两个女婿，丈母娘总要比的。”

　　“你肯定觉得，想那么多是脑子有毛病。我是看多了，都是过来人，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孩子好的。”项志美说，这些年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为子女相亲的老爸老妈后，她能明显感觉到，他们为子女确定的择偶标准，和他们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如一个做销售的老爸，坚决不能容忍未来女婿是个销售，因为他觉得销售日日风餐露宿夜夜推杯换盏，女儿会受委屈；而另一位更固执的父亲，一定要求红娘给做外贸的儿子找一个有家族企业的女孩，因为只有这样的女孩可以给儿子“发展平台”，１０年了，这样的女孩不是没有，可就是有也未必对他儿子中意。但“平台老头”初衷不改，红娘们起先觉得难以理解，后来知道他年轻时很能干，就是因为没人拉一把一直不得志。

　　另外，多数父母希望孩子的另一半工作稳定，主要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下岗失业，太不稳定。

　　这让我想起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沛东２０１２年出版的《谁来娶我的女儿》一书。这是目前国内外第一本关于都市相亲的学术专著，研究的对象是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她把父母为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这种非正规婚姻代理模式，叫做“白发相亲”。

　　书中说，在择偶和婚姻这个问题上，中国大城市中４０后、５０后这些知青一代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其结构化、制度化的怕与爱。他们要求子女结婚候选人要具备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等要素，是因为他们曾接受的是不完整的教育，曾经经历了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也遭受过经济转型时的困境，因此，他们担心下一代承受不了“选错人”的灾难性后果。

　　“这是代际累积的结果。作为‘知青子女’的８０后，无法彻底摆脱父辈的生活烙印和集体记忆，这也构成了他们自身的人生窘境。”孙沛东说。

　　在婚姻心理专家看来，社会变化加重了父母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种焦虑在为子女的相亲中暴露无遗。相亲，看起来是个家庭问题，其实是个社会学问题，甚至是个经济学问题。

　　好男人去哪儿了？

　　项志美告诉我，婚博会前两天，她所带领的团队共收过８４０多张表格，其中只有３０多张是男性，如此悬殊的比例让人吃惊。

　　她还说，２００６年她刚做商报红娘时，在他们那里登记的男女性别比在１:３和１:４之间，１０年过去，女生的比例翻了几番。

　　我也咨询了宁波唯鼎会等一些收费的婚恋平台，没有一家女会员不是远远多于男会员的。

　　适婚的好男人都去哪儿了？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每年的宁波市人口发展报告中多次提到，宁波择偶期男女性别比小于１，也就是女生多于男生。原因有二，一是２００１年以来，我市考入外地大学的学生中，男生略多于女生，而毕业回宁波工作的，女生则多于男生；二、宁波本地男青年娶市外女青年的人数，多于女青年嫁市外男青年的人数。

　　但，这肯定不是全部的原因。

　　我采访了宁波实名制婚恋平台唯鼎会的副总经理于宁。她曾在珍爱网、百合网等知名交友网站做过１０多年婚恋顾问，较有发言权。

　　她认为，其实全国的城市大同小异，择偶期男女性别比未必悬殊那么大，问题的关键在于符合女方结婚预期的男生少，简单地说，就是那种有白领以上收入和学历的男生要明显少于女生，而这些男生中，如果再加上有婚房、本地人、有编制等客观条件，那数量就更加有限了。

　　换个角度说，城市中优秀的女生太多了，多于能娶她们的男生，而传统“低娶”、“高嫁”的观念使得很多女生“高不成，低不就”。

　　这种观点，在２０１２年《中国青年报》一篇叫做“男生正被女生‘全面超越’”的报道中得到了支持。报道称，２００７年开始，普通高校招生的女生数量持续压倒男生。２０１０年，全国女硕士首次超过男生，而到了２０１２年，硕士生中女生已比男生多４万人。几乎在所有城市地区，女孩在教育成就上已经超过了男孩；儿童教育和研究专家孙云晓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和评价标准与男生所擅长的东西是对立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担忧，这场“全面超越”所带来的结果，学业的失败将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带来一连串的反应，比如男孩日后找工作的成败。

　　北大教育学院教授康健认为，女生也不全然是获益者，离开象牙塔，迈入社会之后，她们的优势很快消失。尽管女生已经越来越多。但很多单位还是更偏向招男生，而不平等的学历情况也会导致女生“找对象比较困难”。

　　根据中青报的数据，２０１０年考上大学的女生比男生多３３万人，也就是说，去年毕业的女生要比男生多３３万人，按照传统的观念，男女学历相当且男生不比女生年龄小，那么至少有３３万个女孩要找前几年毕业的学长做男朋友，可是前面好几年，毕业女生的数量都比男生多……

　　东南商报梁祝红娘团的红娘们还分析了另外一个原因，大学毕业２年后，多数女生都已经到了被催婚的年纪，而男生的主要精力还在打拼事业上，这种不同的心态也影响了婚介机构男女的比例。

　　只是，兜兜转转一大圈，我依然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小满姑娘依然在寻找之中，只是，她对于相亲这种方法越来越不抱希望。她说，男女之间“有感觉”是化学反应，父母找的那些条条框框是物理反应，一个物理反应产生化学变化的几率真的不大。

　　小我十年的外甥女依然对我们的调查不以为然，她觉得既然找不到中意的，那就不找嘛，为什么非结婚不可呢？只要能证明自己不是废物，证明可以不靠任何人也可以把日子过好，谁都无法逼我结婚。

　　她最近看到一个数字，美国接近一半的成年人处于单身状态。她的社会学老师说，当经济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容忍度增大，单身人群的出现是非常正常的。这对于女性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婚姻不是必需品，是可以选择的。

　　类似的观点在著名的《第二性》这本书中也出现过，波伏娃说，“只有当女人认为自己有不结婚的自由，才会是真正的自由。”但我的表姐一定不会接受。

　　外甥女说，那天在婚博会现场，她很想跟那个劝她赶紧谈朋友的妈妈说，如果我是你的女儿，有２０多万元年薪，工作的时候有一群帅哥在身边，有朋友圈，有能力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也未必那么急着结婚。

　　我庆幸她没把这话说出口，也希望她将来学成归国时还有这份自信从容，以及强大的内心。我从心底里羡慕她，因为，她将看到一个更大更开放的世界，人生还有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