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要开证明只能到江西老家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最终这一难题的解决，还是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６０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４月８日《人民日报》） 

　　奇葩证明可谓多矣，但看到“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依然让人错愕。很多网友因此开始追忆“曾经一起开过的奇葩证明”。或许，奇葩证明未必常有，证明之痛却是常态，即便普通的证明，许多人也会碰到难处。

　　许多去过政府部门办事的人，会有一个感慨：办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几乎寸步难行。可对政府部门来说，你上班他上班，你休息他休息，好不容易请一天假，排到了队，问题又出现了：证件不齐，情况变化，很多时候还要“以此证明证明彼证明”。在这方面，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如果家住外地，更有可能“横跨大半个中国来办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面对各种各样的证明，你只能感慨，“我们都是有证明的人”。

　　不能说所有的证明，都没有必要，问题是这些证明难道都必须“亲历亲为”吗？

　　今天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也一再呼吁全社会要有互联网思维，并且还有不少推动措施。说得好也应该做得好，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做互联网的先行先试者？方便、共享是互联网思维的特征之一，政府部门应该打破信息壁垒，建立公共信息库，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联网操作。比如说需要办一件事，就认准一个部门；需要哪些证明材料，通过这个部门直接登录信息库，何需公民东奔西走？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也启示我们，面对简政放权，一方面要立足于“减”，一些证明能减则减，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另一方面要立足于“通”，打破各地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障碍，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实现公民基本情况的共享，解决证明难办问题。果能如此，许多证明也就不必开了，即使有些证明奇葩，那也不要紧，反正能够资源共享，不需要来回奔波。

　　互联网时代，不该有“证明我妈是我妈”。事情的背后，既有着理念问题，还可能有利益问题。据称，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６０元钱，就不必开证明了。６０元到底交给了谁？这里面掺杂的就是利益。“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要让互联网思维深入人心，让政府成为先行先试者，不仅需要一场思维风暴，更需要一场改革风暴，一些利益链条必须打破。乔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