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聚焦

　　截至２０１４年末，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已突破３亿人，需要通过驾校学驾照的人越来越多。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开始屡屡上演“驾考腐败”，考官违规收受的“驾考红包”达到千万元之巨。

　　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败“窝案”为例，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前，湛江市车管所的３９名驾考考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被查后合计上缴“红包”２１００多万元，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红包行情”：桩考１００元、路考３００元等等。

　　（今日《东南商报》07版） 

　　驾考腐败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话题，但动辄以千万元计的车管所窝案，还是令人惊诧。按照报道中公开的“红包行情”来计算———桩考１００元、路考３００元等，不难推测，要发生多少起具体的红包送受行为，才能累积成千万元的涉案金额。

　　所谓的驾考腐败，绝不是个案，甚至已成为某种普遍的现象。报道中对此也有提及，并不止是湛江市车管所，在全国多地的车管所都出现了类似的腐败事由，且数额基本上都不低。

　　比起高得吓人的涉案金额，更值得条分缕析的，其实是此种驾考腐败的具体生成路径。湛江市纪委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驾考考官收受“红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抬高报价或收取额外费用，由业务员交给考官；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考完试就把钱放在考官车内等。“驾校充当了中间人角色，学员—驾校—车管所串起了驾考系统的腐败链。”如此路径中，隐含着关键的信息：学员的送红包行为，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且通过作为“中间人”的驾校来实现。

　　不得已为什么会发生，驾校为什么能成为腐败的中间人？这实际上还是与驾校数量的有限，以及普通人学车途径的单一有关。目前在各个城市，驾校的数量依旧被严格地控制，市民只能通过驾校学习来考取驾照。当学车需求和驾校学车的可能性、通过驾考的有限性，形成剪刀差，这就为现实的寻租提供了土壤。作为学员和车管部门间的联系渠道，驾校自然就成为腐败的中间人。

　　种种驾考腐败行为的出现，依旧是过大行政权力在驾考领域的表现。城市审批部门决定着驾校的数量，许多城市的驾校数量多年来都不曾变化。于考试名额上，车管所又牢牢地把握着考试名额的分配，由此带来的就是，驾校垄断了安排学员到车管所参加考试的权力。区域驾培行业的供应量远远不够，此种模式既使得驾校有底气“提价不提质”，亦使得他们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去成为腐败的掮客。反观一切匪夷所思的由来，莫不都缘于驾考领域的封闭性、垄断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驾考腐败与其具体生成的路径，绝不仅仅是司空见惯的腐败情形，倘若对此条分缕析，它更启示着驾考领域的改革方法论。如何让驾考领域走出腐败和被指责的境地，当然需要加大反腐的力度，以威慑力让种种不法行为无生存之地。

　　但更关键的，依旧是破除附加于驾校之上的种种垄断。具体而言，破除审批部门对于驾校数量的限制；在驾校之外，让民众拥有自考驾照的路径。如此，驾考腐败才能真正被遏制，驾培市场也才能回到正常的状态。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