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右二为倾诉人。

　　倾诉人：王钟熙，女

　　年龄：７８岁

　　记者：陈也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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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大了，神思恍惚，很多事情，转身就忘。

　　然而，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却像是烙刻在心底的一片风景，时时涌上心头。

　　坐在藤椅上，眯着眼睛，轻扬嘴角，往事重现……

　　一条麻花辫散了

　　１９５５年夏天，蝉鸣聒噪，到今年整整六十年了。那一年，我１８岁，刚读完初中。

　　１８岁在那时是大姑娘了，老是待在家里总不是长久之计。当时，正值毛主席发出“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建设祖国”的号召。我便与几个年轻人一起，报名参加余姚县东岗山开荒队。

　　父母一开始坚决不同意。父亲说，一个女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一下子就要去这么远的荒山野岭，实在不放心。

　　我坚持了很久，他们总算松了口，勉强同意我响应号召，奔赴东岗山。

　　那年１０月的一个清晨，我扎着两角麻花辫，与一行城市青年在江北岸轮船码头集中。

　　去东岗山的一共有１５２人，女的只有１２个。还没来得及细看她们的眉眼，热闹的锣鼓响起来，欢送队伍把我们送上轮船。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宁波，也是第一次乘轮船。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不远处挥手，我的泪要涌出。可是眼前新鲜的一切，又让我不由得兴奋起来。

　　一群年轻人，在船上说说笑笑，叽叽喳喳热闹得不行。有人吹起随身携带的口琴，有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有人哼着熟悉的旋律。

　　瞬间，我有种错觉，似乎我们不是去开垦荒地，而是去郊外秋游。咸咸的海风，凉爽地吹拂着年轻的脸庞。

　　中午，我们在余姚三江口码头上岸。

　　忽然，我发现自己的一条麻花辫散了，扎辫子的毛线绳早已没了踪影。也许是海风太恣意，把头绳吹掉了。

　　我捂着散乱的头发，有些不好意思。同行的女生阿花（化名），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截绳子，帮我把松散的辫子扎好。

　　我感激地望着她，还没来得及说句“谢谢”，便跟着大队伍到余姚县大会食堂吃了中饭。

　　晚上，余姚学弄小学召开文艺晚会欢迎我们。中场休息时，我溜了出去，在附近的理发店把一头乌发剪了。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头绳丢了，一下子也买不到，不如剪个短发，省得绑头绳。

　　也许你会问，一根头绳不是也可以绑马尾吗？

　　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当时绑马尾的只有老太太，年轻的姑娘要么短发，要么就是扎两角麻花辫。

　　我从理发店出来时，便是一头利落的短发，照照镜子，还有些不习惯。

　　带队的领导看到我，笑着说：“早上还是长头发吗，怎么看了个晚会就变短发了？”

　　我正想解释，领导忽然想到了什么：“噢，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学电影《共青城》里的女同志，为了方便劳作，把头发给剪了。你真是一个好同志啊！”

　　我羞赧地笑了笑。其实我从未看过这个电影，但既然领导这么说，我只好照单全收，把它当作一种激励。

　　后来，我再也没有留过长发。现在想来，那次掉头绳，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望不到头的山路

　　第二天上午，我们坐汽车出发去梁弄。那时候，从余姚到梁弄只有一条陡峭的盘山公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

　　上山时，车速很慢，下山时，车速飞快，左右摇摆，十分惊险。我们吓得都不敢出声。

　　有几个女孩竟啜泣起来，哭着想要回家。

　　临近中午，我们到达梁弄。下车时，看见群山环绕，以为目的地到了。谁知道，吃完午饭，又要出发，刚才那些只是前奏，这会儿，真的要上山了。

　　领导让我们徒步上山，所有的铺盖行李都让村民帮我们挑。

　　我很奇怪，行李不重，为什么要别人帮忙呢？有些男同志坚持自己挑行李上山，领导极力阻止。

　　我跟着大部队，走过一段田间小路。到了山脚边，一条溪流横亘在眼前，流水潺潺，清澈见底。鹅卵石间，小鱼游弋欢腾。

　　抬头，山花烂漫，葱翠苍郁，顿觉心旷神怡。这是我在宁波城里难得一见的美景。

　　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地走着。路旁，东岗村小学的师生举着标语，迎接我们，附近的村民，准备了茶水，热情地请我们喝茶。

　　我们开始登山了。

　　那是一条用石块铺成无数级台阶的陡峭山路。起初，大家脚步轻快，一步跨三格；渐渐地，双脚像是灌了铅，抬不动了。

　　山实在太高了，怎么走也走不到头。走走停停，终于到了一座凉亭。坐下休息一会儿，继续上山。

　　再往上，山路更陡。听人说，这里有九百九十九级台阶，我吓得腿都软了。腿不听使唤，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

　　这时，我们才领悟到，领导让我们空手上山的原因。假如背着行李上山，累倒在半山腰，都不算天方夜谭。

　　大家气喘吁吁地发誓：宁愿一辈子待在深山里，也不想重走这样的路了。

　　开荒的青春岁月

　　足足走了６个小时，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东岗村。那个年代，山区还很落后闭塞，很多村民，特别是女人，都还没踏出过小山村。

　　村民们用讶异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么一群细皮嫩肉、衣着光鲜的城里人，怎么跑到偏僻的山里来了？

　　我们的临时驻地，是村里的一座祠堂。空旷的地上，铺盖一摊，就是眠床了。

　　让我高兴的是，阿花跟我头顶头睡着。虫子嗡嗡作响的晚上，我们说着话，驱散寒冷与害怕。

　　到了东岗山的第二天，是布置任务。第三天早饭后，我们开始上山开荒作业了。

　　我们扛着锄头、柴刀，先走过一条羊肠小道，两旁荆棘丛生，不时有四脚蛇从草丛中蹿出，吓得我不敢前行。

　　有一段路更险，狭窄逼仄，只容一个人通过，两边是万丈深渊，稍微迈开大步，都有可能跌落悬崖。

　　如果有人从对面过来，那更是困难重重。我们不得不侧过身，小心翼翼地横挪着步。

　　这段路，足足一公里，像走钢丝一般险绝。走完这段路，就是我们挥霍汗水的地方：一大片长着茅草的荒山。茅草齐胸高，望不到边。

　　站在山上往下看，东岗村被云雾笼罩着，若隐若现，像电影《智取华山》里面的画面。

　　劳动的第一步，是把高茅草削掉，堆在一起，盖上一层土，点燃后，烧成焦泥灰，日后做肥料。

　　第二步，是开山。把陡峭的山坡辟成一层层梯田，然后种上农作物：土豆、番薯、毛豆、玉米……

　　到了第二年春天，在荒山上植树造林。茶树、油茶树、赤树等，在我们的努力下，长势喜人。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

　　后来，我们在山上一块平坦的地方建造房屋，树木、竹子、石块、山泥，材料都是现成的。

　　两个月的工夫，我们住进了新房，告别了祠堂里冰凉的地床。更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每天小心翼翼地跋涉那崎岖的山路了。

　　一件“人民蓝”大衣

　　山上呼啸的寒风，常常冻得我们瑟瑟发抖。有人带头唱起《东方红》《南泥湾》，我跟着大家边哼唱边劳动，似乎不那么冷了。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歌声回荡在山谷间。

　　第一个月结束，我领到４元钱的津贴。山上吃饭都是大锅饭，根本没地方花钱。想花钱，只能去梁弄的集市。可是一想到上山的艰难，便打消了念头。

　　到了第二个月，有８元钱了。我和阿花都耐不住性子，想去山外的集市上逛逛。坚决不重走山路的誓言，也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

　　梁弄的集市是两天一次，各种百货，种类齐全，看得我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

　　最后，我走进一家服装店，用８元钱定做了一件纱卡棉大衣，颜色还是当时最时髦的“人民蓝”。

　　隔了一星期，运输队帮我捎来了这件大衣。穿上新衣服，小姐妹们交口称赞，她们也纷纷出山去做衣服。

　　爱美的年纪，一件棉大衣，足以温暖整个冬天。

　　后来，阿花嫁到了山外面，从此音讯全无。一年后，我被荣幸地抽调到浙江省农业干校学习，毕业后分配进余姚农业局工作。

　　那件棉大衣，一直压在箱底，直到我的女儿出生后，翻改成短大衣。

　　儿女们一天天长大，棉大衣褪色破旧，又放回箱底。经过几次搬家，已经找寻不到了。

　　而那段东岗山开荒的岁月，至今存留在记忆中，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