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良

　　直到23岁时，王希明才在余姚革命烈士陵园第一次“见到”父亲王培良———荒草萋萋的孤坟和爬满了青苔的墓碑，这是他离乡20多年后第一次回宁波。

　　父亲王培良牺牲的那一年，王希明只有1岁多，姐姐也尚年幼，弟弟刚出生2个月，一家人从此骨肉分离。

　　王希明被叔父带到上海，由叔叔婶婶抚养成人。王希明知道自己是烈士后代，但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直到那一天，他回到家乡，看到父亲的墓和纪念馆里的文字，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70年前的5月1日，王培良在余姚畈周村附近的太平桥牺牲。上月28日，纪念王三川（王培良）烈士为国牺牲7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以前那些支离破碎的形象在王希明脑海里开始变得完整和清晰起来。

　　1.屡次被捕

　　儿时的王希明对父亲王培良没什么印象，直到解放后，他上学读书，才从叔叔婶婶口中得知父亲的一些点滴。

　　王希明老人现住鄞州东湖花园，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虹口叔父家度过的。

　　在儿时的记忆里，王希明不知道父母去了哪里。他曾问过将他养大的叔父、婶婶，但对方闭口不言。那时候，叔叔婶婶经营一家皮鞋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直到解放后，他上学读书，才从叔叔婶婶口中得知父亲的一些点滴。

　　父亲王培良，１９１１年出生于浦东三林乡。祖上曾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到了父亲和叔叔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爷爷王槐生在火车站做扳道工，祖母在家操持家务，生活简单朴素。

　　王希明上学的时候，叔父常拿父亲幼时之事勉励他：小时候的王培良虽然也贪玩，但书读得很好，１４岁就考入同济大学附中，结识了殷夫、柔石、陈元达等同学，其进步思想就是在那时萌芽的，后来又考进同济大学。

　　王希明家里收藏着１９２７年的一份上海申报复印件，这是他们从上海市档案管复印来的，上面有当年同济大学的录取名单，不过当时的名字是王顺芳，王培良是后来化名。因为革命的需要，王培良这辈子使用过的名字至少有五六个。

　　同当年很多进步青年一样，王培良因参与和组织学生运动被当局逮捕。家人通过关系找到杜月笙担保，才得以释放。

　　王家咋跟杜月笙拉上了关系呢？百家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的《上海英烈传（第九卷）》记录了这样一段往事。当时，王培良刚订婚不久，岳父顾嘉棠恰巧是杜月笙的管家，号称杜月笙手下四大金刚之首。正是这层关系，王培良免遭牢狱之灾。

　　在旁人眼里，这可是一门攀龙附凤求之不得的亲事，可王培良不以为然。释放出来后，顾家就提出条件，要么不参加学生运动，顾家资助其读书，给他花园洋房，否则就解除婚约。

　　面临人生最难的选择，王培良最终不顾家庭反对，解除了这桩婚约。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当时还不满１６岁。

　　王培良同宁波的结缘，是他第一次到同学殷夫的家乡象山。党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做出了隐蔽自己的战略转移。

　　在象山，王培良同殷夫、柔石、陈元达一起，在县立女子小学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继续领导当地码头工人进行斗争。很快，他们又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返回上海不久，王培良再次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后再次被营救出狱。

　　好友殷夫、柔石等人先后牺牲，但王培良没有被吓倒。１９３４年因叛徒出卖，他又一次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军人监狱。这一关就将近４年。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迫于全国抗日呼声的压力，王培良终于获得释放，此后他全身心投入战斗，一直到１９４５年胜利前夕牺牲于余姚畈周村附近的太平桥。

　　2.不幸遇难

　　２０多年后王希明回到余姚，多方打听，一些往事才慢慢展开。

　　王希明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学院。１９６７年，２３岁的他趁着休假之机，第一次来到余姚，那是他父亲长眠的地方。

　　这是他第一次同父亲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激动之余备感凄凉。

　　那天，余姚烈士陵园的门没关，一推就进去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丛生的杂草，几乎把墓碑全部淹没。几头大黄牛正低头吃草，不时发出几声闷叫。墓冢附近，随处可见一堆堆的牛粪。很显然，这里被附近的农民当成了养牛场。

　　陵园的这一幕让王希明心在颤抖。不过，纪念馆里记录让他感到了些许安慰：在那里，他看到了父亲短暂却不平凡的一生。

　　来到父亲当年遇难的余姚太平桥，附近几位老农还记得当年的枪杀一幕。

　　一艘小船慢慢靠岸，船上下来两名年轻男子。刚上岸，附近的草丛里就冒出一堆荷枪实弹的人。一阵枪声过去，两名年轻男子都倒在了血泊中。其中一名男子就是王希明的父亲王培良，当时的身份是伪余姚保安团副团长。另一名年轻男子是他的警卫员。

　　老农认识，枪杀两年轻人的，是当地的日伪汉奸头子劳乃心。此人是有名的汉奸，搜罗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侦缉队，破坏地下党组织，坑害老百姓。当时有首民谣说，天上有颗扫帚星，地上有个劳乃心。只想扫荡捉壮丁，害死多少老百姓。

　　据老农们讲，王培良遭枪杀后，汉奸不允许大白天把他拉走。当天是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有村民实在看不过去，趁看守离开之际，拿了件破旧衣服盖在其身上。

　　这段历史，王希明的婶婶也向王希明说起过。天黑了，汉奸们才允许家属前来处理。

　　家人决定就地安葬，原本买了副楠木棺材，本已入殓，但遭到汉奸的阻扰，说他这样反政府的人，哪有资格用那么好的棺材，后只好改用最普通的木材棺材。

　　解放后，王培良的遗骸被移到了烈士陵园。

　　王培良遇难时，王希明才１岁多，还是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汉奸抄了王培良的家，将其家人赶出余姚。王希明的叔叔婶婶带着他回到了上海。

　　3.隐蔽斗争

　　３０多年后，王希明在上海三林乡遇到了父亲当年的上司———伪余姚保安团团长张妙根，揭开了父亲当年的战斗经历。

　　在王希明儿时的记忆里，这位叫妙根的张叔叔还常来看他，从乡下抓蛐蛐给他玩。婶婶去世前，突然说想吃上海特产三林皱油肉。几个小时后，张妙根就从街上端了碗回来。他后来才得知，张妙根当时也是穷得叮当响的，卖掉了家里洗脸用的铜盆换的钱。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王希明在上海三林乡碰到张妙根。此时张妙根生活非常困难，王希明将口袋里仅有的２０多斤粮票和２０多元钱全部掏出来给了他。在那里，他回忆了自己同王培良共事的几年经历。“你父亲是我一辈子敬重的人。”张妙根说。

　　张妙根是上海三林乡人，父母开茶馆为生。张妙根小学毕业后参加地方保卫团，厮混于三教九流。此人甚讲江湖义气，１９３８年还组织过一支抗日武装，同王陪良参加的抗日游击队有过联系。

　　后来在一次对日作战中，张妙根的抗日武装被日军包围，损失惨重，张妙根被擒后为日军所用，后从上海到了余姚，出任伪余姚县保安团团长。

　　而此时的王培良，依然在上海从事抗日斗争。

　　１９４１年，党决定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考虑到余姚地区的敌伪军工作和情报工作对整个浙东的意义重大，党决定派有经验的党员隐蔽在敌人内部，把伪军改造为抗日力量，配合党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

　　当时的伪余姚县保安团团长正是张妙根，是王培良的同乡，他们以前曾有过交往。就这样，王培良顺利打入敌人内部，负责搜集情报，组织策反工作。

　　王培良到余姚后，很快得到张妙根的重用，担任了姚保的副团长。在他的影响下，张妙根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激情被激发，给王培良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利用这种关系，王培良帮助一名党员同志打入日本特务机关联络部当密探，另一位同志当了日军的翻译官，还有好几位同志到“姚保”任职，加强了对“姚保”的控制。

　　１９４３年冬，由蔡葵率领的自卫大队与日军遭遇，战斗激烈，弹药用尽，蔡葵受伤被俘，关押在日军宪兵队。王培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张妙根的配合下，让蔡葵得以治疗，并将其成功营救。

　　在此期间，敌伪军情况，日寇扫荡动向等情报，通过王培良源源不断地传到根据地，为抗战提供了情报保证。

　　此外，王培良还为根据地购买了许多禁运物资，如布匹、药品、纸张等。浙东游击纵队迫切需要钢材，在“姚保”团部，王培良在日伪眼皮底下搞来铁路钢轨，锯断后再送到根据地。

　　那时候，王培良在余姚的家实际上成了党的联络站，许多地下党同志在他家来往，或住在他家。时间一长，王培良的真实身份有所暴露，被铁杆汉奸、敌伪县长劳乃心盯上了。

　　劳乃心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回国，曾任浙江省建设厅技士，属亲日派。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杭州沦陷，劳乃心回余姚老家。余姚沦陷后，本来就亲日的劳乃心认为时机已到，投降日寇，先后出任维持会长，伪余姚县长。

　　抗日部队曾多次写信警告劳乃心：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为日寇卖命，给自己留条生路。但劳乃心不听警告，反而变本加厉，欺压百姓，破坏抗日地下组织，杀害革命同志。

　　１９４４年下半年，随着德国法西斯临近灭亡，日本鬼子也惶惶不安，劳乃心却垂死挣扎。党决定铲除这个铁杆汉奸，指派王培良去执行这个任务。

　　王培良携带一枚英制烈性手榴弹，乘人不备将其挂在劳乃心经常出入的书房门把手上。可是这一天，劳乃心却从另一道门走进书房，结果发现了门上的手榴弹，大为震惊。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劳乃心已认定这是王培良所为，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王培良接通知赴临山开会，商讨“姚保”起义事项。早已起了疑心的劳乃心，暗中布置便衣侦缉队，中途设下埋伏。当王培良的脚划船到太平桥时，便衣队喝令停船检查，王培良与勤务员谢海忠上岸交涉，便衣队立即开枪，把王培良杀害，谢海忠也未免于难。

　　这一年，王培良３４岁。

　　记者 樊卓婧 程鑫/文 王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