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圆与学生们在一起。

　　今年2月，杨子圆离开了他支教一年多的广西，回到宁波，找了一份保险业务员的工作。

　　白天他四处奔波拉业务，晚上他通过微信和网络视频，与支教学校的孩子聊天，希望赚了钱再回去。这个1988年出生，笑容腼腆的业务员在千里之外的深山小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面：他用一年的时间在学校建立了一个有着数十种职业的“小城市”，每个孩子都各司其职，而他是掌管一切的“老大”。

　　在那里，他不上文化课，也不培养音乐、美术等“素质”，成天陪着孩子“胡闹”；大家都在讲梦想的同时，他教孩子看清现实。这个另类的支教老师，向来备受争议。记者 樊卓婧 林旻 

　　山里的孩子其实并不爱学习

　　杨子圆支教的地方，叫做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山乡长洞小学，地理位置像名字一样，山高水远。从南宁下飞机坐车到巴马需要５个多小时，再走上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

　　２０１３年４月，杨子圆第一次来到这里。校舍只是一个破旧的二层小楼，斑驳的石灰墙看不出年代。操场只是一块到处是碎石的空地，一个苍老的篮球架歪着，仿佛随时要倒下来。

　　近一半的孩子住校，宿舍就是空教室，没有窗玻璃，外面就是触手可及的玉米地，被子因为久无人洗，磨得又黑又亮。午餐千篇一律，永远是白水煮米线。孩子们穿着明显不合身的衣服，拖着鼻涕光着脚蹦蹦跳跳。若是身体上有个磕磕碰碰，伤口也无人处理。

　　条件的艰苦都在杨子圆的想像之中，但更多的事出乎意料。

　　有一日下了课，有学生跑过来挤眉弄眼地跟一四年级女生说外面有人找，全班轰的一声笑起来。杨子圆看到那女生红着脸跑到校门外，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拉拉扯扯。

　　“老师你不知道，那是她的未婚夫哈哈。”小男孩大笑，小黑脸上的表情狡黠又兴奋。杨子圆不由仔细看了看那个低头跑回来的女生：山里的孩子上学晚，她应该有十三四岁了，一件明显过大的外套让整个身体看起来空空荡荡，小脸很瘦，颧骨突出，一副没长开的样子，她都有未婚夫了吗？他觉得难以想像。

　　杨子圆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知名艺人江一燕的微博，这个他喜欢的女星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公益支教。他从２０１１年起关注这所学校，那时他刚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学毕业，做北漂，被照片上的那些孩子打动，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辞了在传媒公司的工作，去一家有名的私立幼儿园做助教，积累教学经验。

　　后来，幼儿园将分园开到了宁波，他也跟着过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请了一个月的假，来到巴马这所他以为自己已经很熟悉的学校。

　　但很快他就发现，在以前那个每月收费５０００多元，有外教，且每个班只有１０来个学生的幼儿园里学到的教育理念，到了这里几乎用不上。

　　这里的家长并不那么在意孩子的学习，也不是所有孩子都对读书有热情。很多孩子并不喜欢上课，丢三拉四，和老师打着游击，下课书本满教室飞。

　　“你们不喜欢上学吗？”杨子圆问他们。

　　“不喜欢啊。”１０来岁的小男孩回答。他们不怕杨老师，猴在他身上，把袖子扯得老长。

　　“那为什么还要来上学呢？”

　　“因为不用在家干活啊。”他们看着他哈哈大笑，黑亮的眼睛里，映出杨子圆自己的影子。

　　考上大学还不如外出打工

　　杨子圆常想，自己十二三岁的时候，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也出生在封闭的山村，在江西抚州一个山里的村小读书。唯一不同的是，父母日日耳提面命，说读书才有出息，一偷懒就打屁股。一路披荆斩棘考上大学，成为那几年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只是，上了大学他才发现，别的同学多才多艺能说会道，自己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在找工作时也常常碰壁，同一所学校并不意味着同一起跑线，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并调整了过来。

　　在这些孩子身上，他看到当年的自己。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由祖辈照顾，往往会叫奶奶了，还没叫过妈妈。

　　祖父母根本管不住调皮的孙子，而在城里打工的父母显然比２０多年前现实得多。他们虽然还是希望孩子上学，也会为孩子的学习生气、焦虑，但不会有那种根本的心痛。那次仅在那里住了２０天，杨子圆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那里的孩子以及家长对学业的不上心。他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倾其所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家庭的命运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村里出过一个秀才，据说脑瘫的弟弟把药费省出来让他读大学。但毕业后始终没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又不愿意出去打工，生了场大病，就一直在家等着。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小山村已多年没有金榜题名飞黄腾达的成功案例，考上大学的人中最好的也就当了一个乡镇公务员，每个月近２０００元的收入，还不如初中毕业出去打工赚得多。

　　很多家长因为看不到上学的希望，焦虑过后，对孩子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他们更多把学校当成一个临时托管所，对老师说，只要不到外面惹事就没关系，等长大一点，就出去打工。

　　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工，很少有人好好考虑过。女孩子免不了早早嫁人的命运，因为嫁了人生了娃再出去，会减少很多成本，而彩礼收过来还可以补贴家用，抚养弟弟妹妹。

　　和这些孩子讲梦想，讲知识改变命运，实在有点奢侈。

　　因此，他用自己的方式教这些孩子。

　　长洞小学的杨琴老师说，低年级的同学都很喜欢杨子圆老师，因为他带去了很多新奇的东西。他在学校支教的时候主要是陪孩子玩，这样教育有些老师不喜欢，觉得不务正业。

　　校园里推出各类职业岗位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杨子圆在课上问那些孩子。但这是被很多老师认为最不务正业的问题。

　　孩子们回答最多的是老师或者警察，杨子圆就告诉他们这个目标到底有多远，比如老师，首先你必须读完初中、高中、大学，上大学每年至少花一两万，然后必须通过考试拿到教师资格证，再通过统一的招考才能成为正式编制的老师。

　　“山里的一些老师，很多都是半路出家，普通话都说不标准。正儿八经师范毕业有编制的，每月收入不过两千元，如果是男孩子，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收入是不是能养家糊口。”

　　很多人说他残忍，但杨子圆觉得，倾全家之力去实现梦想的人，有义务先看清梦想的本来面目。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他教孩子们唱。既然外面的世界迟早要面对，那么不如早点了解。

　　怎么了解？既然走出大山很困难，那么只有尝试着把城市的生存法则搬到山里来。

　　去年支教的时候，杨子圆带去了一批自己印的“校园券”，并且将学生按照年级、兴趣分组，教他们各种技能。然后让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来“上班”，赚“校园券”，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同学的服务，也可以去“超市”购买志愿者捐赠的衣物。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人人各司其职的小城市：有的孩子学会了用推子理发，做了“理发师”，有的孩子学会了怎么给皮外伤上药，当了“医生”和“护士”；有的孩子在厨房帮忙，把土豆丝切得又细又整齐，于是做了“厨师”……

　　时间长了，渐渐催生了更“高级”的行业。比如孩子们天天住在一起，兜里校园券多了，偶尔会发生失窃事件，一番吵吵闹闹，往往伤了颜面和友谊，事情还不能解决。于是杨子圆就想着，建个可以提供存贷服务的校园银行，不用的校园币可以存在银行里，现取现用，或者，如果有急用也可以先借出来，以后再通过工作来还，但得支付一定利息。那些数学好，对数字又敏感的学生就成了银行职员。

　　还有一些学生想“转行”，或者有些岗位会缺人，于是还设了个专门的人力资源部，有人专门负责招聘和培训，不时可以看到有孩子捧着写有“招工”字样的小黑板满校园转悠。

　　如果需要布置教室，还会临时招一些美术功底的学生来做“室内设计师”，当然，这种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可以赚取的校园券要比一般的工作多一些……因为杨子圆最强调的是“技术”。

　　希望他们

　　直面真实的人生

　　这个学校内部的“城市”，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认可，还有不少其他学校来取经。杨子圆告诉那些老师，其实形式并不重要，他的目的是，让孩子了解城市的生存法则，比如守时、诚信、勤奋、有契约精神、懂得合作，并且引导他们，有一技之长，这比读书更重要。

　　“既然早晚要进城打工，那么不如让他们早点思考，怎样才能工作得体面，早点在城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去年，杨子圆一面在学校支教，每周都在网上发布支教总结，事无巨细。有两拨素不相识的宁波人通过朋友介绍去学校探访，带去了被子、蚊帐、糖果、书包、玩具、手机、学习用品等等，还有几个宁波人汇了３万元钱过去，专用于修建学校的蓄水池。

　　去年下半年，学校里通了网络，杨子圆通过别人捐赠的电脑和手机，手把手地教会高年级的孩子上网，视频聊天，用微信。他说，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要比文凭重要得多。

　　今年年初，他从广西回来，孩子们已经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和他每天沟通，汇报他们的“城市”每天的运作情况。

　　杨琴老师说，支教超市这个形式很好，但实施情况和设想有差别。现在超市还在继续，但是里面的物品很少了，杨子圆人不在，孩子们也没有那么热衷。

　　所以，杨子圆又计划着，今年暑假回去，组织一个夏令营，带几个孩子到宁波来看看。有志愿者提出，可以让孩子住到自己家里，但杨子圆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他不希望这些孩子被保护起来，或者，像多数“小候鸟”一样蜻蜓点水地度个假。

　　在他的设想里，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参与到城市的生活中，比如，去菜场买菜，去超市刷卡买东西，买票看电影，排队坐公交车和地铁，去图书馆看书，去参观写字楼和博物馆，还有各种招聘市场，看看这里最需要的是哪类人……

　　他还想着那个早早退学结婚的女孩，如果她早一点了解城市生活，或许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他也希望那些注定要来到城市打工的山里娃，在来之前能够多做一些准备，以后的路可以更顺畅一些。

　　“心疼他们，其实也是心疼我自己。”杨子圆说，“一来我们有着相似的童年，二来，他们终将和我们的孩子一起，都生活在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