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本可以做一个娴静优雅的阔太太，在上海洋房里闲敲棋子落灯花。

　　然而，国难当头，她奋不顾身地纵身入火，只为那一张张病恹恹的瘦脸。

　　他是资产雄厚的实业家，为了拯救600多名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他倾家纾难，无私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甚至是生命。

　　她是徐锦华，他是竺梅先，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

　　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神州大地时，他们在奉化山脚下寻了僻静之处。以青山为墙垣，以绿水为屏风，开辟了国际灾童教养院，抚养教育600多名孤儿。

　　这些孩子中，就有后来与习近平主席一同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的抗战老兵焦润坤。

　　今年91岁的焦润坤回忆，当年的教养院，像一个大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竺梅先整日在外筹钱购粮，很多时候，是徐锦华这个柔弱的女子，一手撑起这个庞大的家。

　　记者踏上这片土地，已是70年后的初夏。岁月悠悠，教养院早已辟为水库。一座八角亭子里，一块“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的石碑赫然在目。

　　只有那山在，水在，树在，像一方纸镇，深情地凝住那些散落在历史的尘埃里，美丽而沉重的故事。

　　那位穿士林蓝旗袍、白色绒线开襟短衫的女子，似乎盈盈地走来。

　　记者 陈也喆/文

　　记者 崔 引/摄

　　“日寇侵华，造成多少孤儿啊”

　　１９３７年的上海，炮火连天，血光盈门。孩子的哭喊声，母亲的呼唤声，在沦陷区的上空盘桓。

　　一位５０岁左右的男人，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脸和善。坐在黑色的小轿车里，像一位儒雅的教授，他是竺梅先，身边是秘书徐无生。

　　竺梅先是谁？他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竺大班”，是中国造纸业先驱，早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后来弃政从商，倡导实业救国。

　　车子缓速向前，一家酒店门口，围着一群人，几个小混混正用皮带鞭打两个孩子。孩子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男孩护着女孩大喊：“她没有偷你们的东西，只是吃了你们吃剩的！”

　　竺梅先忙下车，喝住：“不要打孩子！”小混混见这阵势，四处散逃。

　　他俯身问男孩：“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呢？”

　　男孩惊魂未定，怯懦地说：“我叫焦润坤，１３岁了，是常州人，日本鬼子的炸弹落下，满街都是尸体，我跟父母失散了。女孩叫蒋桂珍，是上海人，父母被日本人炸死了。我们好饿。”

　　竺梅先听到这里，沉默了。他想到自己的童年，在奉化后竺村的一个穷苦人家，放过牛，当过学徒。他明白饿肚子是什么滋味，胃和身体一样焦灼，那种抓耳挠心的感觉，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无生，你去买些大饼，把他们送回公馆。”竺梅先嘱咐秘书。

　　马路上到处是逃窜的难民。有个妇人躺在马路上，竺梅先下车一看，发现她已经死了，身边还有啼哭的孩子。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日本鬼子看见女的就强奸，再用刺刀捅死。这个女人逃出来，还是死了。可是小孩怎么办？”

　　竺梅先把孩子抱上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日本人侵华，造成多少孤儿啊！”

　　“竺先生，你不会想办孤儿院吧？”

　　第一批收养500多孤儿

　　徐秘书知道，竺梅先又动了恻隐之心。

　　淞沪会战爆发时，竺梅先捐了一架飞机的钱，还建了两所临时伤兵医院。

　　竺梅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都要为抗日救国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徐秘书猜得没错，第二天，竺梅先就到宁波同乡会陈辞：“战争孤儿，流落街头，不能见死不救。我的夫人徐锦华师范毕业，当过律师、战地护士，有胆有识，很喜欢孩子。我和她商量过了，尽我所有，把这些孤儿收容起来，办一个灾童教养院，既要教，又要养。”

　　杜月笙带头鼓动：“国难当头，商界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虞洽卿提议，将教养院冠以“国际”两字，少一点日本人骚扰。

　　竺梅先点头称是。还有几个董事提出，由他们来游说德国、英国、法国等外商当董事，这样就坐实了“国际”的名头，为孩子们保驾护航。

　　“国际灾童教养院”的院名确定后，竺梅先还让画家沙耆的父亲、精于建筑的沙松寿老人找到了一个幽僻清静的地方———奉化泰清寺。

　　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照亮寂静的夜；没有自来水，就拿一节节碗口粗的毛竹管，导引山涧的清流；没有操场，就自己动手搭建简陋的篮球场、土单杠。

　　１９３８年９月，轮船载着第一批５００多名孤儿，最小的４岁，最大的１５岁，缓缓地离开上海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