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 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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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贪官的狱后生活引起舆论关注，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贪腐官员在刑满释放后的生活仍然相当高调，能收到原行贿人送来的“坐牢补偿费”。如江西吉安县国土局原副主任科员龚伏金２００５年因受贿罪被判刑２年，后接受“补偿费”３万元；更有甚者，一些官员收到数百万元巨额“坐牢补偿费”。

　　（６月３日中国网） 

　　贪官在受刑出狱后，仍能获得动辄数百万的巨额“坐牢补偿费”，继续过着高调而“滋润”的日子，显然不合情理，不仅无形中会令刑罚的惩戒效果大打折扣，也不利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机制和社会氛围。

　　“坐牢补偿费”虽然发生在贪官出狱之后，且打着“补偿”的旗号，但从根本性质上看，仍是对此前贪官滥权的酬劳。如今，它会堂而皇之地出现，原因在于存在现实的土壤。

　　在受贿犯罪方面，对于像“坐牢补偿费”这样以“事后交易”方式出现的受贿情形，现行法律还缺乏一些漏洞。如针对“事后受贿”，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仅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至于若无事先约定，“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是否也应“以受贿论处”，则没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在行贿犯罪方面，对于“坐牢补偿费”这样没有明确事先约定的酬劳，是否应严格“以行贿论处”，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界定。更重要的是，囿于种种现实制约，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原本密不可分的“受贿—行贿”贿赂犯罪，司法部门往往侧重于打击受贿犯罪，而相对忽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这导致，在许多贿赂案件中，行贿人往往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由此衍生的一个后果便是，行贿人因行贿犯罪而获得的大量不正当利益，并没有被充分追缴。

　　这样一来，不仅会为行贿人事后基于“感恩”而向出狱贪官支付“坐牢补偿费”提供了情感可能性，也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基础。很明显，如果一切行贿犯罪都能得到严厉追究，至少确保追缴行贿人因行贿所得一切不正当利益，行贿人事后不可能因为“感恩”而为出狱贪官提供“坐牢补偿费”，即便是想“感恩”，也不会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