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晚，毕节市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这座楼房中自杀身亡。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中心小学的幼儿园小班班主任吴涵丹记得，６月９日下午第一节休息课，张家四兄妹中最小的妹妹小微，还开心地在操场上玩呼啦圈，没有任何异常。

　　然而，从５月８日开始，张家兄妹中的大哥小刚，和两个妹妹小玉、小秀已有３２天没出现在课堂了。小微曾对哥哥姐姐的班主任解释，“哥哥姐姐在家里睡觉、做事情。”

　　５月１１日，三位班主任曾到张家家访，多次敲门也没得到回应。

　　住在四兄妹家西边８０米处的二爷爷张仕贵回忆，事发当天６月９日晚约１０点，曾有政府工作人员来敲他的门，“有十来个人，和我说，他们已经去孩子家中做过工作，让他们去上学，孩子也答应了。”

　　张仕贵当时也没来得及问工作人员是怎么和孩子说的。他们离开后大约半小时，躺下的张仕贵再次被敲门声惊醒，邻居张启付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孩子出事了。”

　　茨竹村的“孤岛”

　　一到夜晚，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便被山里的雾气笼罩，静得能听到蚊虫扑扇翅膀的声音。以往每到晚上，那栋公路边白色小楼顶楼的两扇窗户就会亮起昏黄的灯光，那是四兄妹们睡觉的房间。

　　但对临近的村民来说，那楼是一座“孤岛”，没人能进入四兄妹的“岛”。一道玻璃推拉门，再加外面两扇不锈钢推拉门，四兄妹把自己锁在这两道门内的世界里。

　　村民们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四兄妹对外界一直充满戒备。有时，有村民会听到顶楼传来说话声，当走近敲门时，顶楼的灯会立即熄灭，楼内变得悄无声息。

　　村民不记得四兄妹邀请小伙伴到家玩，甚至怀疑根本没有小伙伴。

　　住在四兄妹斜对门的杨昌秀介绍，四兄妹在世的最后几个月，只在晚上７点多才出来在门口玩一会儿，但一看到有人过来，就马上转身跑回屋子。

　　今年４月５日，村民张启付回到茨竹村，在四兄妹家东边的空地上开始建房子。虽然常路过四兄妹家，但张启付却很少看到他们。５月左右，他看到四兄妹在院子里接了一盆水，抓了只蛐蛐按在水里。张启付走过去问“好玩吗？”孩子们抬头看了看他，没说话，迅速倒掉盆里的水，跑回屋子里插上了门。

　　另一次，张启付看到四兄妹在小楼的露台上，哥哥似乎拿了一根水管，在往妹妹们身上喷水。露台是四兄妹经常玩耍的地方。事发的６月９日，晚上大约六七点钟，天刚见黑，一位在山上施肥的村民从远处看到，四兄妹在露台上玩耍，嬉笑声传得很远。

　　有其父有其子

　　在离世前，四兄妹的状态并未引起村民们特别的注意。他们认为，四兄妹或许是遗传了其父张方其的个性。

　　在村民们的口碑里，张方其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没见他和哪个村民发生过口角。他很少和人主动搭话，别人问什么，他就回一句，也非常简短。

　　去年６月，张启付曾到张方其家串门，张方其给他倒了杯白酒。张启付试探着问起他老婆的事，张方其只有两个字“跑了。”“跑到哪里去了？”张方其只是嘿嘿一笑。

　　当时四兄妹在家里跑来跑去，身上的衣服很脏，味道很大。张启付劝张方其给孩子做些好吃的，穿新衣服，张方其应付道“有的，有的”。脏兮兮，这也是其他村民对四兄妹的印象。

　　小刚的班主任杨小琴称，张方其从来没参加过孩子的家长会，电话也几乎打不通。

　　杨小琴和这位父亲仅有的两次接触是去年９月份。小刚旷课一周，杨小琴打电话给张方其，才知道小刚离家出走。当时这位父亲对儿子的去向，和离家出走的原因一无所知，在老师的反复询问和督促下才报警，最后他还不好意思地说，“老师，他不读了，我让他退学。”

　　三天后，张方其带着小刚回到学校。老师问小刚去了哪，他不回答。张方其始终保持着沉默。

　　人们都不清楚父子俩的感情如何，多久通一次电话。村民介绍，小刚曾有一部手机，但一个月前坏了。村民们谁也没见孩子们找谁借过手机，于是猜测这一个月里，他们都与父亲处于失联状态。

　　张方其的堂弟张方旭说，堂哥性格内向，很少主动和家人联系，即便在外打工，也很少给家人打电话。孩子去世后，家人也一度无法联系到张方其，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据报道，直到前天上午，张方其才通过微信回复媒体说：“已经知道家里的事情，明天回家。”

　　家庭支离破碎

　　前日下午，四兄妹的大姑赶到茨竹村后坐在地上大哭，她责怪弟妹的离开，认为父母感情破裂，母亲离开是压垮侄子、侄女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兄妹的姑姑张方必介绍，老大是在老家出生，其余３个女孩都是张方其夫妇在海南打工时出生。２０１１年建房子花了十多万元，几乎用光了张方其在海南打工七八年攒下的积蓄。

　　张方其夫妇把孩子们带回了家。茨竹村村干部说，当时张方其到村里主动交了９９００元的超生费。

　　房子建好后，家里经济有些紧张，张方其再次外出打工，并留下妻子在家带孩子。

　　村民们说，张方其夫妇的感情在２０１３年彻底破裂。孩子母亲任希芬离家出走，张方其独自带着四兄妹生活。如今虽未离婚，但任希芬已组建新的家庭。

　　部分村民称，孩子的母亲没什么文化，估计是受了哄骗。去年３月的一天晚上，任希芬曾回到家中收拾衣服要走，张方其上前试图制止，结果致妻子头摔在墙上住院，张方其还每天都背着小女儿去看她。几天后，任希芬悄悄离开，再也没有出现。

　　据多名村民介绍，任希芬的新家也在茨竹村，离四兄妹的家仅一公里，村民说，“孩子们以前有时去那边玩。”

　　张方必介绍，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已去世多年，家里亲戚几乎都外出打工。而感情破裂后，任希芬几乎不和孩子们联系，孩子和外公外婆也断了来往。任希芬离开后，张方其曾回到家中照顾孩子，但４个孩子的抚养压力，让张方其在去年８月收完玉米后再次外出打工，四兄妹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张方必说，四兄妹出事后，他们曾给孩子的姨妈打电话，让其转告任希芬，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前日上午，七星关区政府发通报称，死者母亲已联系上，已派人前往所在地将其接回。

　　自杀计划已久？

　　６月９日晚上约１１点，给新房子铺房板的张启付刚躺在工地的石堆上准备打盹，便听到西边不远处一声闷响，随后传来微弱的哼哼声。他怕野猪践踏庄稼，赶紧翻身起来，循着声音走过去。

　　张启付的手电筒光扫到小刚，他侧躺在楼前空地上，赤着脚，头朝南，脸向东，凌乱的头发遮住了额头。他穿着常穿的脏兮兮黑色长Ｔ恤，裤腿都已开线。他紧闭着眼，嘴边吐着液体，沾湿了头发，呕吐物里没有饭菜，没有血。

　　“没敢走近，也没闻到什么气味。”张启付说，小刚拳着手，手脚微微抽搐，没几分钟，就一动不动了。“救护车赶到时，都已没气了。”

　　张启付抬头看到，顶楼的两扇小窗依旧亮着昏黄的灯光。东边的窗口，一个女孩双手搭在窗台，头已抬不起来。“你把哥哥抽（推）下来的？”张启付问，“不是”，女孩哼哼着回答。约一分钟，女孩就从窗台上滑了下去。

　　张启付拨打了１１０和１２０。张启付说，警察和医护人员费了很大劲才拉开里外两道推拉门，将３个女孩抬上救护车。

　　前晚，据贵州警方披露，小刚留有一份遗书，大意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后边内容大概意思是：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

　　母亲任希芬：

　　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６月１３日凌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茨竹村４名服食农药留守儿童的母亲任希芬仍未休息，身形消瘦且神色憔悴的她已变得麻木，似乎孩子的悲剧已让这个３２岁的女子彻底心碎。

　　“我不希望悲剧再发生。”数度哽咽的任希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会拼命回来，要让孩子安定下来。”

　　“我以为张方其会照顾孩子。”任希芬或许没有想到，２０１４年３月她和４个孩子的见面会是最后一次，而那一次甚至没有说上几句话。

　　回忆当时，任希芬是在３月１７日的晚上回到了家中，彼时孩子早已睡下。许久不见孩子的她忍不住将孩子叫起来，但只喊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再无它言。

　　仅仅在家呆了几个小时，任希芬说，她便因为张方其的暴打而去了医院，一呆就是三天。三天后，她便悄悄去了广东揭阳打工。

　　任希芬在揭阳打工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当累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任希芬都会想到自己的孩子，有时甚至流泪不止。然而，这位有点“狠心”的母亲为何不回家看看孩子？“不敢回家！”任希芬反复多次提及这个缘由。精神颇为恍惚的任希芬说，“不放心，但没有办法，不敢回家，怕被打。”

　　自２００１年两人结婚起，任希芬说，自己多次被打，也曾对外反映过，但并未起到什么效果。“很恐惧，眼前经常出现打我的场景。”

　　虽有牵挂，但“不敢回家”的任希芬也曾通过电话联系过张方其和孩子。任希芬曾问询过大儿子，爸爸有没有打过你，也曾嘱托过三个小女儿要乖乖的。

　　任希芬曾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没有文化过的很辛苦，受欺负。”为鼓励孩子用功读书，任希芬对孩子们提出过：考试考得越好，奖励越多，考一百分会奖励的比其他人多。

　　在任希芬的眼中，孩子们和自己更亲近一点；大儿子不太懂事，不爱读书，性格和他的父亲很相似。

　　在家中，任希芬和丈夫并未和孩子们有过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谈及孩子的遗书，任希芬懊悔地说，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当任希芬从网上知道这场悲剧时，她亦已崩溃。政府工作人员在广西接到她时，发现她已失魂落魄。

　　“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我不希望悲剧再发生。”如果从头再来，任希芬会选择，“哪怕被打，也要留在孩子身边好好照顾、开导他们，应该就不会出这些事。”

　　处于悲伤状态的任希芬，对于未来显得茫然。综合新华社、《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