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蓓

　　训练

　　父：不严是出不了成绩的

　　１３岁那年，陈蓓小学毕业，其武术功底已到了相当水平，陈汝华很清楚，在宁海，已经没有教练可以教得了她。他开始四处奔波，为女儿寻找老师。

　　这个没读过几年书，当时还没怎么出过宁海的男人，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到上海一家家体校去打听。先实地考察，远远地看教练给学生上课，掂量教练的水平，观察教得是否用心。觉得靠谱的，他得等到教练空下来，再向教练推荐，等教练点头了，再把女儿带到上海面试。

　　那段时间，陈汝华每天一早揣着地图出门，晚上就在路边找个旅馆歇脚，尽管又累又饿，他从没想过要放弃，因为他知道，他一放弃，就意味着女儿的半途而废。

　　终于，在陈汝华跑了许多地方后，上海有一名老师答应收陈蓓为徒。小学毕业那个暑假，陈蓓在上海体育学院后面弄堂的小房子里住了两个月，跟着老师进步飞速。几个月后，这名老师去了美国，就把陈蓓推荐进了上海体育学院。

　　“我当时真的觉得，一块石头落地了，也算是对得起她了。”说起那段往事，陈汝华还是一脸的自豪。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把女儿送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拜师没多久，陈蓓就去四川参加全国青少年武术比赛。陈汝华说，当时他心里很笃定，觉得肯定没问题，果然拿了冠军。此后十余年，奖牌就没有断过。

　　女儿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从不叫苦叫累。唯一一次小插曲，是他到上海看望女儿的时候，发现她的耳朵处有伤口，一问，得知是被教练扯破了的，还到医院去缝了好几针。

　　“我当时也挺心疼的。可是能说什么呢？不严是出不了成绩的。”陈汝华理解教练，只是跟教练说，下次敲打的时候，看着点地方。

　　女：没有退路，说什么都没用

　　陈蓓告诉我们，那次耳朵被扯破，只是许多“小插曲”中的一件。还有很多事，她不说，父亲也不问。

　　她已经不记得那次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罚，教练严格得很，如果训练没有达到要求，说了几遍还没改，或者接连失误，动手是很平常的事。那次挨打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只是突然发现脖子后面凉凉的，一摸，一手的血。

　　多年后，她把这当作一件趣事来说，因为已经慢慢理解：教练自己也是这么长大的，运动员一代一代都这么熬过来。教练承受的压力更大，每次比赛他都不敢在现场看，她比完赛，在赛场外面找到教练时，地上总有一堆烟头。

　　在“出成绩”的期待下，高压是可以被默许的，它逼出了极大的承受力。

　　陈蓓记得，那时候学校规定早上５点半必须到训练场，迟到是要挨罚的。至于罚跑１０圈，还是马步半小时，则看教练的心情。为了不迟到，这些女孩子不到５点就醒了，穿好衣服铺好床，然后和衣再躺着，一听到铃声就冲出去。

　　她和队友都很少被表扬，不会从鼓励中得到自信，每天战战兢兢卖力训练，就是为了不挨骂、不被罚。

　　十三四岁的女孩，身体有了微妙变化。没有人告诉这些远离父母的姑娘应该如何应对，当“大姨妈”初访的时候，她们常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她们慌慌张张的心事，大人们关心的只有成绩。

　　高强度的训练，让陈蓓的腰部受了伤，躺下去坐起来，都是钻心的疼，也忍着不敢说。后来还是小姨来学校，看出她走路有些异样，才请假带她去了医院。在病床上，陈蓓嚎啕大哭，直嚷着：“我要回家！”

　　但是哭过也就哭过了，出院以后，一切照旧。

　　陈蓓一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基本上只和母亲说话，但也不会提这些委屈。印象中那架电子琴的心愿落空以后，她再也没有向父母提过要求，或者说过内心深处的想法。

　　她说，现在的孩子可能没法理解，但那个时候，父母就是不容置疑的权威。而且，他们把她送到上海的时候就“警告”过：“如果练得不好，学校不要你，就只能在上海要饭。”

　　她那个时候就知道，没有退路，说什么都没用，干脆什么都不说。

　　沟通

　　父：我只能多给点钱，让她增加营养

　　陈汝华也知道，十三四岁对学武的孩子来说就是一道坎，生长发育对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会有一定的影响，过不去就会半途而废，熬过去就过去了。因此，当时每次去看女儿，他就只有那几句话，“要坚持，不要怕吃苦”。

　　我们问他，具体该怎么坚持呢？孩子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怎么和她沟通？

　　他尴尬地笑笑，为难地挠着头说：“其实也没说什么，生活上的事，都是她妈妈在过问。我要做的就是多给她点钱，要她吃好一点儿，增加营养。”

　　闺女这么小就把她一个人丢在上海，离乡背井的也没个人照顾，放心么？

　　他看着自己的学生，慢慢地说：“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当时在武术上，她已经到了那个高度，就只能往前了。我也知道，年纪确实还小，还是看黑猫警长的年龄呢。”

　　陈汝华说，当时他也想过，要不要留个人在上海照顾她，但条件不允许啊，大人都有工作，不上班哪来的钱供养她。

　　这么多年过去了，陈汝华依然记得第一次把女儿送到上海的情景。安顿好孩子的时候已近黄昏，当他离开，走出了好远，回过头去的时候，还看见女儿趴在窗户上，看着他。

　　那一刻，心里真的酸酸的，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也挺难受的。

　　女：他有爱，但不知怎么表达

　　“他真的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向陈蓓转述她父亲说的那个场景，她显然很意外，愣了片刻，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她说，那是她最茫然无助的一天，父亲把她送到就走了，窗外是完全陌生的街道，她好想叫爸爸留下来多陪自己一会，但是不敢开口。因为他向来是个严历的，说一不二的人。她几乎很少感受到，原来父亲也有那么细腻的感情。

　　我们也问了陈蓓同样的问题，这些年，怎么和父亲沟通？

　　她努力地想了一会儿，说有一回放假，忘了是初二还是初三，从上海回宁波的夜班船上，父亲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多拿出一个酒杯，让她陪自己喝两口。从那个时候起，她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开始陪父亲喝酒聊天。

　　聊什么？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下，总该有点家长里短的温情。

　　她想也不想地回答：聊训练啊，练得好不好，哪里不好，为什么不好。

　　真好笑，她一边讲一边笑出了眼泪。

　　另外一件好笑的事也发生在回宁波的旅途中，那次他们坐的夜班火车，只买到站票。陈蓓训练了一天，已经很累了，陈汝华很想给女儿找个位置。这时他们看到两个小伙一个占了三个位置躺着。

　　陈汝华和他们商量，腾一个位置给孩子坐，对方不理睬，他火了，把一个小伙拉了起来。小伙暴跳如雷，双方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旁边的陈蓓一边捋起袖管，摆好姿势，一边试探着瞥了父亲一眼，没想到一直反对女儿打架的陈汝华这会儿竟冲她点了点头。精疲力尽的她在这一瞬间精神了，她觉得父亲给了自己一个并肩作战的机会。

　　只是结果很扫兴，两个小伙一见这架势，头也不回就溜了。父亲心满意足地坐在座位上，而她满心懊恼：如果真的和爸爸一起打一架多带劲，挂了彩都值。

　　除此之外，陈蓓很难再找到和父亲平等交流心意相通的回忆。

　　她常常会留意那些受宠爱的女孩子，在商场里，她看到那些同爸妈逛街的女孩从试衣间出来，娇嗔地抱怨这抱怨那，父母慈爱地替孩子整整领子捋捋额发，她看得好羡慕，因为她从来就不会撒娇。

　　前几年，母亲生病住院，做完手术的时候陈蓓鼓足勇气抱了妈妈一下，好像完成了一个很大的心愿。可是对于父亲，这么亲密的动作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

　　后来有了女儿，有了“隔代亲”。可父亲再疼爱孩子，也不会像别的外公一样把孩子举在肩头，或者拿胡须蹭她的脸。他们鲜有肢体接触，父亲一高兴，就给孩子钱，他从不吝啬那一张张粉红色的钱。

　　陈蓓在旁边看着，就好像看到当年自己每次去上海前，父亲给钱的场景。作为一个旁观者，她一下子发现，“父亲心里其实特别爱孩子，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没有结论的

　　结尾

　　采访陈蓓父女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自己童年的一些生活场景：厨房的水泥地上写满粉笔字，父亲总是利用做饭的间隙教我认字；厨房后面一个小小天井，夏天乘凉的时候几乎都在做口算；房间挂着一幅字，是杜甫的《春夜喜雨》，我在话还没说全的时候就开始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做教师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抓我的学习，而我每天盼着他出差。

　　做了母亲以后，我和陈蓓都反思过同样的问题，童年有个“狼爸”或“虎妈”，算不算人生的一种幸运？当我们终于按照他们的意愿，过上了衣食无忧、四平八稳的生活，教育就算成功了吗？

　　陈蓓说，是父亲的严厉让她养成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质，这种品质终生受益，就算不练武，在任何领域都是有用的。

　　但是，她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太习惯被高压和强力推动。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她连续十余次在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女子剑术、枪术等单项个人或团体冠军。１９９９年获第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获女子冠军。１９９８年获武英级运动员称号。２０００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获奖变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并不能给她带来太多快乐和成就感。

　　她看过柴静对李娜的采访，李娜说自己从没爱过网球，她理解这种感受，“中国的运动员都不是在为自己。”

　　２００１年九运会，陈蓓参赛前发了高烧，出现严重失误。那时候网络媒体刚刚兴起，上海的网站一打开，就是她失败的消息。大家都为她担心，但她告诉我们，在赛场上，她发现枪掉下来没接住的那一刻，其实心里反而很轻松。她当时想，终于解脱了，可以名正言顺地退役了。

　　这是１０多年来第一次没人催她练功，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

　　那会儿，陈蓓的母亲在上海开了个小书店，于是她每天帮忙进货，讨价还价，她感觉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有趣的事啊。

　　她原打算拿到研究生文凭后就退役干点别的，不想有了个留校任教的机会，她就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从１３岁时算起，她已经在上海体育学院待了２０多年。拿过冠军，有了事业，后来有了美满的家庭，一晃女儿都上小学了。

　　牺牲整个童年换现在的人生，值吗？

　　她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人生没有回头路。只是，她不会再让孩子重复自己的路。

　　她从不逼女儿学任何东西，鼓励她说出自己的想法，如今女儿是班上极少数几个没上任何补习班的学生之一。只是，有时候看着孩子中不溜的成绩和有点“作”又有点自以为是的脾气，她又隐隐焦虑：会不会矫枉过正？

　　教育没有标准答案。

　　我爸后来告诉我，小时候挂在房间里的那幅《春夜喜雨》，是当时教育局发给他们教师的，说的是教育的一种境界———“润物细无声”。

　　非知之难，行之惟艰。

　　这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哪个孩子没被打上刻意的烙印？我爸说，别扯那些虚的，咱们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小时候我不逼你，你能有现在的生活？

　　我也反问了陈蓓同样的问题。

　　她说，她刚和父亲说过，如果哪天辞职了，你别惊讶。看着父亲难以置信的表情，心里好爽。这不是堵气话，这个念头在心里已翻腾了很久。她太想体验一下外面的生活。而且，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通向幸福生活的，应该不只有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