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伟（韩震宇）拜宁波评话传承人张少策为师。

　　6月12日晚上，宁波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阿伟做了件他觉得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那晚，在和义路的1844新天地当代艺术馆，一场名为《世界何妨》的摄影展接近尾声。本土知名导演“洁罗娃”正在分享《当我老了》即兴环境剧。一个又一个群众演员上台表演或讲述关于老人的情感故事。

　　台下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静静地听，他弓着背，捧着茶杯，见人就点头，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竟没人认出来，他就是多年前红极一时、如今几乎天天在电视上露面的阿伟。

　　玫瑰已经准备好了，化妆成老人的阿伟盯着台上的“女神”，心砰砰直跳。

　　她说过，“你从小闪亮登场，现在要是埋在人群中不让人发现也是一种闪亮。”

　　他做到了，是不是可以说出心里的那些话了？

　　记者 樊卓婧 程 鑫 摄影：蓝 义

　　才 艺

　　自从１９８４年，１３岁的他成为“全国故事大王”起，阿伟就觉得自己是为舞台而生的，他期待每一个“闪亮登场”。

　　可在当年担任草根选秀类节目《宁波达人》的评委时，阿伟对少儿选手却近乎苛刻，人称“小选手的克星”。有朋友不理解：你明明就是童星，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的孩子成为童星。

　　阿伟觉得，小时候出名，拿太多的荣誉，不见得是好事。人生，需要一个“埋在人群里不让人发现”的过程。只是这个道理，未必每个人都听得进去，特别是那些仍热衷于让孩子参加各种比赛的家长。 

　　而他本人，也是２００７年进入央视以后，才慢慢体会出来的。

　　２００７年，阿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中央电视台《乡村大世界》节目组的毕铭鑫。６月１２日我们在浙江萧山杨梅节有场节目录制，我来不了，想请你来试试，付玉龙是你的搭档。”

　　“啊，你是谁？”

　　阿伟皱着眉，一时没反应过来。他没有发出普通人想像中的惊喜尖叫，作为一个有着近１０年娱乐场所夜店主持经验的宁波名人，他当时自我感觉特好。

　　对方重复说：“我觉得你该走出来试试，也许这是个机会。”

　　阿伟同意了，他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再一想，头天晚上才放下夜店话筒，第二天就拿起央视话筒，全国大概也只有自己一人，挺得意的。

　　凭着这次节目录制的表现，几个月后，阿伟背着行囊到了央视。

　　“那个春风得意。”多年后回忆，阿伟还会自嘲地笑起来，“眼睛长到头顶上，觉得一切都不是难事，就像小时候第一次得奖一样，毫不费力。”

　　他说的就是１９８４年，当时他还叫他的本名韩震宇，刚上完初一。那年夏天，他在上海获得了全国故事大王的荣誉。这之前的几个月，他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男孩，如果说有什么过人之处，那也仅是普通话说得比较好，常常被老师叫起来念课文而已。

　　初一下学期，全国故事大王选拔赛拉开帷幕，他锋芒渐显，从校第一、区里第一再到市里第一，逐渐引起关注。去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参加省里的比赛之前，教育局还专门派了两个老师辅导他的普通话和讲故事。校内校外，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也没人计较他上不上课，做不做作业，考试考得怎么样。嗯，吃小灶的感觉就是不错。

　　到杭州，他拿了个省里第一，取得了代表浙江去上海参加集训的资格，指导老师是当时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在孩子们心里，刘兰芳就是偶象，更何况能得到她面对面的指导，“心里美得都不知道怎么表达”。

　　除了一个全国二等奖的荣誉，那次集训，更多的是为一个封闭在学校里的半大孩子开了一扇窗。坐船回宁波，他一路憧憬着开学的场景，学校指不定会夹道欢迎自己呢。

　　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本来最应该以儿子为荣的母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要他忘掉这个荣誉。

　　锋 芒

　　阿伟到央视后的第一个节目在浙江德清录制，这次的搭档是毕铭鑫本人。

　　他自信满满地去了，可一上场就发现不对劲。毕铭鑫对信息的掌握和对当地文化的了解，让他完全跟不上。他能明显感觉到，老毕在不露痕迹地照顾自己。

　　他越着急，越急于表现，就越手足无措，最后激情消退，不想说话，进入疲惫的状态，盼着录制早点结束，快点溜走。

　　从小到大，阿伟没尝过这样的尴尬，以前３０多年，他都走得一路顺畅。

　　当年拿了全国故事大王的大奖回来，平生第一次有了衣锦还乡的感觉，满脑子都是老师同学鼓掌欢迎的场面。

　　没曾想母亲给他换了所学校，从宁波十九中转到东恩中学重读初一。那里没人知道他“辉煌”的过去，除了当班主任的舅妈。母亲特地交待，谁也不准提阿伟获奖之事，也不让他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

　　阿伟的母亲朱仲玲是江东中心幼儿园和华光城幼儿园的第一任园长，全国优秀教师。她了解儿子，也知道突然成名对一个年少气盛的孩子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因此总希望他回归本来，好好读书。只是母亲的一片苦心，当时１３岁的他并不理解。

　　怎么可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呢？

　　他想着法儿表现自己。每天放学，他到学校附近卖磁带的小店转悠，学一些刚刚进入内地的港台歌曲，然后唱给同学们听。这个把“我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模仿得维妙维肖的孩子，很快成为“意见领袖”。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学校的多功能教室看到一群女生在排练舞蹈。一问，原来是准备参加市里的比赛。

　　他趴在教室窗口看，忍不住发出感慨：这么久都学不会，真笨。老师很诧异，也很逗，“你行，来试试。”

　　正中下怀！这一试就让老师眼前一亮，想不到还藏着这样的高手。就这样，他成了校舞蹈队的主力队员，其他的才艺也很快被发掘出来。

　　打着为校争光的名义，他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活动和比赛，母亲虽然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

　　随着大大小小的荣誉接踵而来，他再次成为学校的名人，那种众星捧月般的生活，又回来了，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成绩一落千丈。班主任的期末评语只有两句话：“三步、四步，舞步冲天；文科、理科、科科红灯。”

　　３０多年后的今天，阿伟依然清楚地记得这两句话，只是当时颇不以为然，一直到中考，他才发现，凭自己的成绩几乎没什么选择。

　　幸运的是，宁波市文化部门当时正准备筹建一个舞蹈班，也就是艺术学校的前身。

　　“跳舞有啥出路？”当时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顾虑，负责招生的老师在各个学校奔波，物色苗子，然后挨个儿说服他们放弃普高。阿伟则不同，他是当年唯一自主报名的学生。

　　面试的时候差点就被淘汰。阿伟和其他落选的同学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位老师叫住了他。

　　“这孩子舞跳得一般，但眼里有股灵气。”

　　那是１９８７年，这位老师叫李人麟，后来成为国家一级演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正是他，把阿伟带进了艺术的大门。

　　改 行

　　对于李人麟这样的伯乐，阿伟一生铭记。毕铭鑫的出现，也成为他艺术之路的另一位领路人。

　　首场节目录制，阿伟并未找到感觉，毕铭鑫笑得特别善良：“已经非常好了，毕竟才刚刚开始。”

　　阿伟当然不甘心，他很清醒：央视，远不是他曾经的夜场舞台，更非他上艺校时的学校舞台。阿伟承认，当年的艺校生涯，为他以后的舞台生涯打了基础，但年少轻狂的他也学“坏”了。

　　溜冰场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每一张年轻的脸都变得斑驳陆离，阿伟享受这种带着一群人在音乐中尽情舒展自己的感觉。人人都面目模糊，可是，一眼就能瞧出谁的气场最强大。

　　他跳的是当时最流行的霹雳舞。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霹雳舞传入内地，迷倒了一群年轻人。善于模仿的阿伟很快学得如鱼得水，身后常常跟着一大群粉丝。 

　　终于有一个周末，他被父母从舞场揪了出来。一回家，看到专业老师满头大汗地等在门口。

　　老师苦口婆心：也许你成不了一个舞蹈家，但艺术是相通的，你还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编导或者导演，就算未必满台鲜花，但至少要有自己的作品。

　　霹雳舞难道就不是艺术吗？这话在他心里跳了跳，没蹦出来。

　　他心里堵着，班上１１个男生，第一学期期末，专业课只在中游，这让他挺受伤。只有在霹雳舞的舞台上，他才是“带头大哥”。

　　他也想过两头兼顾，但是很难，再努力也成绩平平。到毕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只能站在最后面。

　　阿伟接受不了，找老师沟通。老师也有趣：“想领舞？行啊，自己编一个吧。”

　　几个月后，汇报演出审查，阿伟导演和领舞的霹雳舞《九个太阳》让老师们眼前一亮。演出当天，这支颇具现代元素的《九个太阳》成为当晚最吸引眼球的作品。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又得意了。

　　他打算去考北京舞蹈学院的编导系，只是那所学校门槛太高。他又想着一边工作，一边复习，于是进了当时的市歌舞团，一晃就是６年。

　　他把那６年形容成“螺丝钉”，哪儿需要就往哪儿钻。每每下乡演出，报幕、相声、伴舞都有他的份，有时还要客串唱个歌，专业的舞蹈没有进步，日子仿佛一眼能看到头。

　　１９９６年，当余姚一家酒店的老板邀请他去做夜场主持的时候，阿伟动心了。之前，他到当时的东港大酒店看过演出，听说主持人一晚上有４００元报酬，那可是他当时一个月的收入。

　　老板让他自己开个价，阿伟犹豫了下：“一晚２００元行不？”

　　对方笑了：“再给你加点，２５０，就这么定了。”

　　转 型

　　１０年，从余姚到宁波，阿伟换了好几个地方，随着经验的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２００７年在天一广场新彩虹做夜场主持的时候，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只要有他在，夜场就不愁没有客人。

　　只是，夜场的那一套，放到电视台的镜头下就不抵用了。

　　“舞台上是在给几百个人演出，跟几百个人在讲话，而面对镜头你觉得你是在给多少人在表演在讲话呢？”毕铭鑫曾经这样很形象地敲打他。

　　“无数人呗。”他头也不抬。

　　“错！”毕铭鑫说，“你想想，你自个儿在家看电视，要是主持人动作夸张，语气又高亢，你受得了吗？别忘了一台电视机前顶多只有两三个人在看。”

　　这话挺中肯，阿伟也知道自己要改，只是，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又拿捏不准了。

　　有人说他底子太薄，要怎么怎么去传递给别人思想，怎么怎么去带给别人画面感，而不是靠着那么卖力的又唱又跳，就能留住观众的。

　　话虽不中听，阿伟却也开始反思，夜场１０年，他已经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梦想，虽然在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做到了精益求精，但其它方面却孤陋寡闻了。

　　他努力地去做每一个节目，慢慢地终有所突破，现场把握开始游刃有余，收视率也慢慢上升。他也慢慢明白，在那个舞台上，自己不是中心，他要配合很多人，而不是人家来配合你，考虑很多东西才能把节目做好。

　　他卖力地工作，为了当初的梦想，但总觉得很累，比当年３６５天，天天上夜场还要累，身心总绷着。

　　直到２０１２年，在北京遇到了时任宁波市文广新局局长的陈佳强，对他说“要不你回来，北京不缺你一个。”与此同时，在担任《宁波达人》评委时，遇到了宁波电视台二套总监周洋文，她说：“你回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的根在宁波！”

　　就这样，在北京漂了６年的他，回到了宁波。

　　当我老了

　　如今，在宁波电视台，阿伟的工作主要就是主持地方新闻类节目《来发讲啥西》和娱乐节目《天然舞台》，渐渐应付自如。

　　他说，他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打算安心在宁波本土做一些宁波人自己的节目。

　　最让阿伟觉得幸运的是“洁罗娃”出现了，这位宁波新锐戏剧导演成为在生活中及事业上陪伴他的人。罗导的那句“要是埋在人群中不让人发现也是一种闪亮”一直让他回味。

　　经历过央视大舞台的磨练，阿伟有了很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靠技术吃饭的手艺人，只是专注于眼前的事。

　　“我现在心里很踏实，知道什么是自己能做好的，什么是能力达不到的。不像在北京，心天天悬在半空。”

　　去年，他拜了省级非遗名录宁波评话传承人张少策为师。他从小是听着先生的评书长大的，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如今过了不惑之年，越听越觉得有味道。“这是一种骨子里流淌着的文化，是真正的长久不衰的艺术。”

　　他觉得，像张少策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其实也挺好。他不再像去北京之前那样想着成功，因为成功意味着复杂和城府，而舞台上需要的是简单和纯粹，和孩子一样的童真。如果撇不开的东西太多，就很难深入角色。

　　他希望，当自己老了，也有张少策的那种淡定从容。

　　６月１２日晚上，在“洁罗娃”关于老人的环境剧上，他精心策划，不再做那个喜欢闪亮凳场的阿伟，而是默默地演了４个小时老人，没有人认出来。在演出快结束的时候，他捧着玫瑰花上去，单膝下跪当着近２００人的面向“洁罗娃”求婚。他希望，当自己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子的时候，还有她陪在身边。

　　在众人的祝福中，他的女神热泪盈眶地答应了。

　　心 得

    阿伟说，这是他在不该冲动的时候做了件必须冲动的事，因为再不做，就真的老了，他不想人生有后悔。

　　我们问他，之前有过后悔吗？比如后不后悔去北京，或者再往前推，如果上学时或工作之余多上点心，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或者其他艺术院校，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他说，他不后悔自己的每一步。如果不是读书时不务正业迷上霹雳舞，他可能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特长，到毕业都不会给老师留下印象；如果没有在歌舞团做“螺丝钉”四处客串的锻炼，他跳槽到夜场后不会那么如鱼得水；如果不去北京，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大。

　　经历了这么多事后，他发现，最难选择的其实不是最不得志的时候，恰恰是春风得意觉得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眼高于顶，就看不清面前的路，所以，他不赞成孩子拥有过多的荣誉，年纪越小，越容易迷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往往就没你什么事了。”

　　如果还有什么心得，那就是他常常会和后辈们提到的一件小事。当时他刚到娱乐场所做夜店主持人，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孩被父亲抱到台上，要求和他同台演唱。无意间低头一看，孩子的鞋带散了。

　　“怎么办？”阿伟的脑子高速运转。他知道蹲下来帮忙系鞋带会冷场，如果是个很有经验的主持人，也许会用一种更幽默的方式提醒孩子，但是他想不出来，只知道不能让孩子摔倒。一秒钟的犹豫后，他蹲下来，放下话筒，替孩子系上了鞋带。

　　十几秒的空白，现场观众很安静地看着，随后都起身鼓掌。

　　“舞台上话题会变，观众的兴趣也会变，但唯有一样东西不会变，那就是人性、人心。而这些东西，往往是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了解的。”他说，“在做好主持人之前，在学那些经验技巧之前，还是先老老实实地、安安心心地做好一个‘在人群中’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