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根在病房里接受采访。

焦润坤与苏锦炎交谈。记者 崔引 摄

　　大资本家能宣传吗？

　　长长的年月，并没有阻隔同学们的情谊。起初，大家经常走动联系。

　　几个定居上海的同学，还成立了一个“国际灾童教养院联谊会”。

　　然而，“文革”期间，有关部门认为教养院的名字里有“国际”二字，有国际特务的嫌疑。

　　而且，教养院深处偏僻的山岙，院长室却有一台手摇发报机，这更增加了特务机构的嫌疑。

　　其实，那台发报机是用来给孩子们采购衣服、药品、文具的，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

　　教养院有个名叫姚懋贞的年轻老师，她曾被拘留拷问了１８天。

　　审讯的人反复问她教养院是不是特务机构。她说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全是孩子。

　　问不出所以然来，就把她释放了。但是从此以后，同学们都不敢再有联系。

　　在路上碰到昔日的同窗，也只能远远地点头，打个招呼，甚至压低帽檐，低着头就过去了。

　　人人自危的年代，大家都理解彼此的处境，谁都不敢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与“国际灾童教养院”有半分瓜葛。    

　　１９８６年春天，已经退休的苏锦炎在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帮忙。

　　整理资料的时候，她看到一篇关于竺梅先的简介，其中写到他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事迹。

　　短短几行字，看得她泪眼婆娑。她激动地指着材料，对一旁纳闷的李希说：“我就是国际灾童教养院里出来的，我就是当年的灾童啊。”

　　李希，当时是浙江工商联宣传处处长。她并不了解什么教养院，也从未听说过。

　　吃饭闲谈的时候，苏锦炎回忆着当年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听得李处长深受触动：“你写出来看看吧。”

　　那个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却还是把实业家叫作“大资本家”。编辑吃不准，大资本家，能宣传吗？

　　最后李希力排众议，苏锦炎撰写的《回忆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终于在《浙江工商月刊》杂志上发表了。

　　文章一登，不得了，社会上反响很大。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赞成的人说竺梅先是大慈善家，反对的人说他是大资本家。 

　　有人指着鼻子对李希说：“你这是在宣传大资本家。”

　　李希慷慨陈词：“我们不是在宣传资本家，而是宣扬一种精神。有人毁家纾难，挽救挣扎在生死线上的６００个灾童，这样的事情，你不感动吗？”   

　　苏锦炎抹着眼泪，据理力争：“就算竺梅先曾经是大资本家，他后来为了６００多个孩子成了穷光蛋，性命都搭上了。”

　　姚懋贞老师看到这篇文章，特地赶来感激苏锦炎：“文章登出来，给我平反了啊。”

　　也就是这篇颇受争议的文章，串起了两岸三地的院童。

　　那时候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当年６０岁的院童戴天明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翻阅一本泛黄的通讯录，拿着苏锦炎写的文章，在上海走街串巷地联络。

　　几十年不见的同学打开门，望着两鬓如霜的戴天明：“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

　　“我认识你啊，我们都是国际灾童教养院的。现在没事了，文章都登出来了……”就这样，上海的、杭州的、香港的、台湾的，能联系上的院童们，都来了。

　　“我们是泰清寺的小囡啊”

　　１９８８年夏天，上海卢湾区政协礼堂。院童们早已从个头小小的孩子，变成了爷爷奶奶的年纪，他们自报家门，笑声与眼泪，此起彼伏。

　　彭长根也从台湾赶来了。当年捧着书本可以闷头读一天的他，成为了台湾云林县的一名作家，笔名“彭竹予”。

　　这个笔名的涵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我的生命是竺梅先夫妇给予的”。

　　蒋桂珍却联系不到。

　　聚会后，他们一起去了奉化的教养院原址，还去了一趟鄞州，到竺梅先与徐锦华的墓地祭奠。

　　１９８８年８月，苏锦炎提议，大家一起出钱，编撰印刷了一本建院５０周年的纪念册。

　　纪念册上的书名是沙孟海先生题写的。

　　那个时候，沙老可是名副其实的一字千金，“纪念国际灾童教养院建院五十周年”这１５个字，就要１５０００元。上世纪８０年代末，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是苏锦炎一分钱都没有花，因为当年教养院的总务主任沙松寿是沙孟海的叔叔，沙老很支持这件事。

　　彭长根和一些台湾同学提议，建一座纪念亭，铭记竺梅先与徐锦华，留住院童们最美好的年华。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造亭子一共花了３万元，以彭长根为主的１１位台湾同学出了大部分资金。

　　当时在奉化大桥镇当书记的院童陈舜根，负责安排工人修建亭子。

　　那段时间，陈舜根还把竺梅先和徐锦华创办教养院的事迹，写进《奉化县志》。

　　八角亭子建成前，彭长根拟好了亭子的名字。取竺梅先与徐锦华各一字，谓为“梅华亭”。

　　亭内还矗立一块“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的纪念碑。

　　亭子两边镌刻着两句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是徐锦华在国文课上教给他们的诗句，也是他们最想对竺梅先夫妇说的话。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梅华亭在竹风松影中落成。

　　１００多个两鬓斑白的院童走进山雾如幕的岙口村，并不齐整地唱着当年在教养院里学过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背着竹筐的老农路过，停下脚步：“是谁来了？这么热闹。”

　　“我们是泰清寺的小囡啊。”

　　“泰清寺的小顽来了。”

　　说完，他们自己都咯咯地笑起来，都是老头老太了，还“小囡”“小顽”呢。

　　“蒋桂珍怎么一直联系不上？”大家问当年与蒋桂珍关系最好的“弟弟”彭长根。

　　“我找不到她了。”彭长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陷入无限的怅然。

　　乱世里，别离是寻常，也是无奈。

　　不知是谁打破冷场，提议一起唱当年的院歌。

　　“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看他年雪耻韶关……”歌声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

　　每隔两年，彭长根都会从台湾去梅华亭拜谒，与昔日的院童聚会话旧。也许他心里，隐隐地有一种期盼。

　　期盼蒋桂珍突然出现在亭前，满头华发也好，步履蹒跚也罢，她是他心底最纯真美好的一抹情愫。

　　他常给陈舜根、苏锦炎写信。那段纯洁的姐弟情谊，不仅他自己，很多人都铭记在心。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

　　后来，彭长根不幸跌倒中风，无法讲话，只能靠轮椅生活。蒋桂珍仍是杳无音讯。

　　一年又一年，很多院童相继离世。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只有彭长根那首诗还在：

　　可叹天涯游子心，魂梦频频绕泰清。

　　醒时泪眼对孤月，耳边犹闻唤囡声。

　　寒山应识苍颜客，幽泉淙淙诉旧情。

　　院中慈颜今何在？音容常驻梅华亭。

　　■记者手记

　　搜集到的材料愈来愈多，故事愈来愈丰满，那段７０多年前发生在奉化山坳里的历史，也渐次清晰立体起来。

　　那年的山，那年的水，那年的人全在纸上氤氲开来。

　　健在的院童不多了，当年１０来岁的孩子，如今也近９０岁。

　　９０岁的陈舜根，身体不佳，只能躺在奉化人民医院的病床上接受采访。他每蹦出一句话都很艰难，却一直说：“谢谢《东南商报》，写教养院的事。”

　　敲叩杭州莫干山路上的一扇门，门未开，清甜的笑声已经从里屋传来。开门的是苏锦炎，她已经８８岁了，依然像个姑娘一样，纯真耐心，有问必答。

　　讲起徐锦华，她的眼圈泛红了，不可抑制地抽泣起来：“她待我们真是比亲娘还亲。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回忆往事，苏锦炎万分感慨：“我做了母亲后才发现，我和老伴养几个孩子都养不过来，真不知道当年６００多个孩子，费了徐锦华多少心血。”

　　当年这些孩子，因为竺梅先夫妇的收养与抚育，才抹去身上抗战烽火的硝烟，揩干家破人亡的苦泪，挣脱死神的咒虐。

　　然而，这段曾经发生在奉化的历史，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岁月里，几乎被冷落淡忘了。

　　如果当年，没有苏锦炎写的那篇回忆文章，那个明净翠碧山乡的悠悠往事，也许早已在噤若寒蝉的年代封尘湮没。  

　　起初，我感动于竺梅先与徐锦华，他们毁家纾难，浑忘性命。

　　后来，我对当年这６００个孩子也满怀崇敬，因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与见证。

　　１９３８年～２０１５年，７７年的风云变幻中，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烟，解放战争的炮火，抗美援朝的血战，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考验。院童们离开教养院后，人生际遇各异。 

　　他们之中，有英雄烈士、抗日战士、党委书记、工厂厂长，还有作家、教授、工人等等。

　　用戴天明写给焦润坤信里的话来说：“我们经历了一个空前奇妙的时代，因此我们身上都有一段很奇妙的经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采访结束的时候，苏锦炎一定要送我们下楼，她站在楼下大门口不停地挥手。过了一会儿，回头一看，她还站在那里，隔着丝雨成阵，目送着我们。

　　也许７０多年前，徐锦华站在琅溪桥上送别一个个院童，久久挥手，久久凝视，也是这样一番情景。

　　不忘历史，就是最好的纪念。

　　■新闻链接

    那五年，我一辈子忘不了

　　焦润坤、苏锦炎回奉化追述国际灾童教养院往事

　　昨天，焦润坤、苏锦炎等当年被竺梅先夫妇收养的灾童来奉化了，这是他们阔别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回家”。

　　一同到来的，还有竺梅先的孙子竺士性。

　　８８岁的苏锦炎刚从杭州赶来，看到当年的院童焦润坤，回忆起教养院的往事，她抑制不住地啜泣：“我在奉化待了五年。五年，在我的生命里是很小的一段时光，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今天我再来奉化，这里真的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这里的山路我很熟悉，小时候都走过呢。”苏锦炎看着眼前的一草一木，显得格外亲切。

　　９１岁的焦润坤也从北京赶来了，这位从国际灾童教养院成长起来的新四军老战士，回忆起教养院的往事，又像数十年前的孩子一样，忽喜忽悲，说到动情处，潸然落泪。

　　从垂髫之年的国仇家恨，到两鬓如霜的岁月变迁，两位老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竺梅先的孙子、６３岁的竺士性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白净。他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每次填表格，‘籍贯’一栏总是填‘奉化’，但奉化还真是第一次来。终于可以来看看我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了。”他说，“我并没有亲身聆听过爷爷的教诲，但是家里一直挂着一张照片，是爷爷捧着一本实业救国的书。一代一代，耳濡目染。竺家的后代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讲究实干。现在竺家第三代遍布世界各地，大多数都是搞技术的，我就是搞技术的理工男。”

　　“竺先生是踏踏实实的爱国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你们后代要延续啊。”焦润坤说。

　　“你对我爷爷的评价太高了。其实像我爷爷这一代，为抗日救国鞠躬尽瘁的人有许多，我们都为祖辈感到骄傲。”竺士性说完，与焦润坤不由自主地把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情谊见证，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不朽传承。记者 陈也喆 

　　（部分老照片由苏锦炎女士提供）

　　本文根据苏锦炎、陈舜根、丁福泉、戴天民、王家淑、韩邦桢、焦润坤等人口述、回忆文字、书信、视频资料整理，感谢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