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皇后”选举发起人与胡蝶合影，后排左起：冯梦云、陈蝶衣、毛子佩。

冯梦云狱中书信

冯梦云的儿子冯一中展示父亲的亲笔书信。记者 崔引 摄

　　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支援航空抗日

　　１９３１年，冯梦云遭遇了一次重创，二弟冯恭平病逝。冯一中介绍说：“父亲和二叔从小感情深厚，他１６岁离开家之后，家中的一切琐事都由二叔操持。父亲创办《大晶报》期间，二叔也给予了不少资助。”

　　为了办报，冯梦云常年奔走在一线采访、拍摄，年届三十还未谈婚事。１９３２年，经亲友介绍，冯梦云与２０岁的黄待华订了婚。“听母亲说，因为没有文化，在父亲的要求下，她进入勤德女子中学附小读书，四年后基本修完了小学课程。”两人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在上海完婚。

　　１９３３年元旦，冯梦云、毛子佩、陈蝶衣筹划了一件轰动上海滩的大事———在《明星日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则发起“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的活动启事。当时的上海，电影公司云集，如明星电影公司、天一电影公司、联华电影公司等，胡蝶、阮玲玉、钱似莺、陈燕燕等女明星风头正劲，启事刊出后，引发普遍关注，除了沦陷的东北之外，全国各地都有读者参与投票，甚至屡次出现伪造的选举票，竞争异常激烈。最后以胡蝶、陈玉梅、阮玲玉的票数位居前三。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８日，《明星日报》邀请了上海各界名流４０多人，参加“电影皇后”选举结果的揭晓仪式。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胡蝶以２１３３４票位居此次选举的榜首，当选为第一届“电影皇后”。当时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不久，陈蝶衣等三人与胡蝶又都是“中国航空协会征求队”的成员，于是打出了“救国”两字进行号召，于３月２８日这天在大沪跳舞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演出当晚，筹委会宣布将所有门票、舞票收入和临时捐款所得，全部登报公布，捐助航空救国协会，用以购买飞机进行抗日。

　　这次活动，不仅让胡蝶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女明星，也大大提高了陈蝶衣、毛子佩、冯梦云三人在上海报界的地位和声望。

　　联合十家小报宣传抗日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为了及时向上海市民播报战争情况，当时的《大晶报》从原来的日刊，变成了一日三刊：早报、午报和晚报。新婚不久的冯梦云顾不上家里，亲自去前线采访，报道日军狂轰滥炸、屠杀百姓的罪行。

　　１０月５日，在冯梦云的倡议下，与龚之方、毛子佩、蔡钓徒、陈蝶衣等合作，《大晶报》与《小日报》《金刚钻报》《铁报》《明星日报》《上海报》《世界晨报》《东方日报》《正气报》《福尔摩斯报》等十家小报联合发行《战时日报》，全面担负起宣传抗战的任务。冯梦云任主编，在发刊词上他曾这样写道：“我们是不愿在这样大时代行进中，来放弃我们的责任。我们未曾忘记自己是一个大中华民国的百姓。我们知道自己是有五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所以我们要干，干到敌人的铁骑不再来践踏我们的国土为止。”

　　《战时日报》与当时所有报纸不同的是，它不仅刊登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消息，还刊登八路军方面抗战的动态。在创刊号上就有一篇《八路军电告收复井坪镇》的文章，同时还批评一些国民党将领的无能。在第二版上，又在醒目位置发表朱德写的《论西班牙战争》《日本决不可怕》两文的连载，独家刊登了抗日将领张发奎的《告民众书》。此外，还有爱国进步人士何香凝的文章、作家郁达夫的杂文《倭寇的穷技》、丁聪和叶浅予的抗战漫画等。冯梦云还特地为中日战争撰写了《华北大战的总检讨》《中日战争与国际间形式的新转变》《八路军与晋北大战》等２０余篇专论，“当时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时日报》，父亲停办了《大晶报》。他写的很多文章，一些关于抗日的见解，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后来他被日军抓走以后，很大一部分所谓的罪证，都来自他在《战时日报》写的文章。”冯一中说。

　　亦商亦文，坚守理想

　　当时的冯梦云，不仅是上海小报界的名人，《文汇报》也对他抛出了橄榄枝，１９３８年，他应邀出任《文汇报》发行部主任。由于报道抗战爱国文章，极受读者欢迎，一度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因锋芒太露，坚持了一年多，《文汇报》被勒令停刊。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１日，在留沪进步作家许广平、金性尧、巴人等的发起下，进步刊物《鲁迅风》创刊，冯梦云任编辑人，以杂文为主，揭露敌伪丑恶与阴谋，针砭社会丑陋。冯一中回忆说：“父亲原来对鲁迅的作品了解并不是很多，此时为了办好刊物，找来了许多鲁迅著作日夜研读。父亲对鲁迅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硬骨头精神十分赞赏。”在办了１９期后，《鲁迅风》终因其“宣传抗日”被租界当局吊销执照而停办。之后，冯梦云与毛子佩又相继加盟了《正言报》，冯梦云任总务课主任，继续从事抗战宣传。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上海所有的报纸都被迫停刊。

　　冯一中出生后，冯梦云的性格有了一些改变，“他之前不喜欢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外面常常一副火爆脾气。但父亲在我面前非常平和，一有空就会领我出去玩，常常买铁盒饼干给我吃。”遗憾的是，父子间的缘分，只持续了不到五年。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报纸不能办了，父亲就专心经商，先后创办了高乐歌场、华乐歌场、都城舞场、金城茶室、上海电话购货公司等。当时我已经出生，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也要养家糊口。”在外人看来，化名方功懋的冯梦云弃文从商，实际上，也是为了再次办报做资金积累。

　　在冯一中的印象里，冯梦云经常出门前乔装打扮，以不同形象出没公众场合。“因为他的抗日言论，日本人一直想抓他。在被抓之前已经有过几次很惊险的遭遇。有一次日本人来家里找他，父亲从二楼阳台跳到对面阳台逃走了。”

    入狱418天

    受尽酷刑，坚贞不屈

　　八封来之不易的亲笔书信，几十年来一直跟随着冯一中。“父亲在狱期间，托人捎出的信件现被保存下来的共有八封，父亲或用钢笔、或用铅笔，字迹潦草，均为匆匆写就。”信中提到被捕那天的状况：“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５日被捕时，我从电梯下来，在及时钟公司门口瞥见正言旧夥冯施岳在人行道上徘徊伫立，我即疑之……”第二天，冯家、慈淑办公楼和高乐歌场即遭日寇抄查。“我那时才四岁半，可日寇闯进我家翻箱倒柜，打我母亲耳光的情景，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日本宪兵在审问时，均以搜查来的报纸为证，逼迫冯梦云交代。“父亲最初称自己是为了生活才投身报业，后来因为被施以太多酷刑，才承认办报是为了抗日。”身在狱中的冯梦云通过狱友、狱史传递信息，“狱中有一位日本狱史懂一点华语，每次带信来，母亲都以重金酬谢。父亲在狱中临刑前的唯一照片也是在这段时间内由他带出来的。”还有一件血衣，是日本宪兵在审问时施以酷刑的罪证，在文革中被烧毁。

　　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７日，冯梦云以抗日宣传分子的罪名遭日寇枪杀，时年４３岁。１９４６年９月，在上海市新闻界抗战殉难烈士追悼大会上，作为１５名被祭烈士之一，冯梦云牺牲的消息才真正公布于众。

　　王静用“近代慈城冯氏亦商亦文、多业并举的代表人物”来形容冯梦云，她说：“早年的冯梦云打工、写作并举来供养失去父母的弟妹；后靠着努力拼搏，声名鹊起，开始步入亦文亦商的佳境，这是宁波帮的群像谱。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他以笔报作刀而成为抗日斗士，此乃民族英雄，实让当代宁波人骄傲。”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