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头号课题”浮出水面,主题直接指向了每个人日常所生活的基层社会。 如何让人在基层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和自我尊重?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如何亲密接触?社会需求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如何实现政府与社会互融共进?这些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凸显出更为深刻的意义。 在此课题的基础上起草的《中共宁波市委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昨天在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获审议通过。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这份宁波版的基层社会治理“顶层设计”,无疑即是希望通过制度设计,调动人———这一最积极的社会细胞、最活跃的社会因子,一同参与到社会共治中来。 记者 张昊 关系宁波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全局性大事 7月13日至14日,中共宁波市委举行十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奇讲话,市委副书记卢子跃、余红艺等出席会议。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刘奇说:“当前宁波的经济结构、城乡布局、人口总量和结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基层不适应这些变化已是普遍情况。” 今年以来,市委把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作为“头号课题”,专门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层建设的决定》。决定稿共分十个部门37条目,成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会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关系宁波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的全局性大事。 会议强调,要狠抓社会治理创新和基层基础建设,为宁波跻身进入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提供坚强保障。 倒排5%软弱落后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 “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被着重地点出来。刘奇说,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越巩固,基层发展就越有活力。要让党的旗帜在每一个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决定具体阐述说,要加强乡镇(街道)党(工)委建设,增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同时,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和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其对村级组织机构、村级事务和居委会、业委会的领导。 对于宁波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区域化党建,决定又提出了很多新思路:对村党员人数较多、下设党组织较多的,可改设为党总支或党委,探索建设特色党小组,推行“党建+”工作方式,组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协会+支部”的跨区域产业型党组织,开展组建农村区域化党建联合体试点。推行社区“大党委制”,吸纳区域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进社区党委班子。 决定提出,要完善基层党组织星级评定指标体系,每年按5%左右比例倒排一批软弱落后基层党组织,滚动开展整顿转化,形成常态化整顿机制。 卫星城镇探索行使县级行政管理权 “小马拉大车”是乡镇(街道)工作体制权责不对称的形象写照。完善其工作体制,决定给出了“职能转变”的药方。 在乡镇管理体制上,决定提出,从实际出发优化调整乡镇规模和职能定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强化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能,选择部分卫星城,探索在镇域范围内行使县级法定行政管理权。 在街道职能定位上,决定提出,把街道服务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变为优化公共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上来,科学设置街道行政事业机构。 决定对乡镇(街道)与县(市)区的理顺关系也作了设计。决定提出,对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乡镇(街道)管理更方便有效的各类事项,依法下放到乡镇(街道),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对这两个层级的财政分配关系,决定提出“实行财力向下倾斜”。 鼓励领导干部退休后回村任职 社会治理,重心在城乡的每一个村和社区,它们如同宁波的细胞组织,对于宁波从善政迈向善治至关重要。如何健全村级治理架构?决定提出要完善村党组织主导的村务联席会议制度,逐步提高村党组织、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比例,提倡按照法定程序将村党组织书记推选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董事长),其核心就是把村级事务的领导权掌握在党组织手里。 村干部队伍和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上,决定鼓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退休或退出现职后回村任职,从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积极探索优秀村党组织书记跨村、联村任职。加大从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中选拔街道领导干部、从优秀社区主职干部中定向考录街道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力度。全面落实社区专职工作者薪酬保障,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年平均收入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5倍,其他社区专职工作者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并建立正常的增长机制。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公共平台 “阿婆,今天报纸上登了我们社区党委书记俞复玲的故事……”这是来自江东区区委办公室的青年志愿者刘珏在江东区划船社区96岁的王小桂家中,给王小桂读报。 刘珏所在的社会组织叫“把耳朵叫醒”,是划船社区26个社会组织之一,也是今年划船社区新培育的3个社会组织之一。 社会治理,发挥好社会的自我调节作用,主体多元是必由之路。宁波大学法学院何跃军认为,以往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让基层社会不堪重负,社区在实践上被当作行政管理部门,承担起诸多行政管理任务,带来社区力量的分散化和碎片化。 而如今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这座城市里提供社会化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截至去年末,我市共有依法登记的法人社会组织5759家, 他们,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激发了蕴藏于群众的治理能量。“依托社区发展培育成长起来的基层社会组织,量大面广、触觉敏锐,既扩大了城乡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许义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