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民杨军（化名）遭遇电话诈骗，来电显示为上海某检察机关的号码，遂按诈骗者指示，分三次汇去４８万元。２０１４年杨军将广州电信告上法院索赔４８万元，理由是自己花钱买了来电显示服务，但来电显示没能显示正确号码、也没有拦截异常号码。近日天河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广州电信存在违约行为，判令其赔偿１万元。

　　（７月１４日《南方都市报》） 

　　电信诈骗已成社会“灾害”。资料显示，２０１４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４０余万起，群众损失１０７亿元，比２０１３年的３０余万起、１００亿元分别上升了３３％和７％。

　　如果说普通电话诈骗难以归咎于电信运营商，那么在“改号电话”骗局中，电信服务平台本负有显示正确电话号码，和识别、拦截异常号码的法律责任与义务，以确保用户获得电话号码的准确信息，进而作出正确判断。骗子轻易利用电信平台，以“改号电话”骗取电信用户信任，进而骗款成功，这与电信服务的把关“失守”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电信运营商因此存在电信服务合同违约过错行为，法院据此判决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完全合法合理。

　　但现实常态是，用户遭遇电信诈骗后，往往投诉维权无门，报警求助后也因取证难、破案成本高等原因，而很难破案和挽回经济损失，这就造成“电信诈骗、自认倒霉”的恶性循环。像杨军这样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并获赔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还鲜有所闻。而法院的判决，明确了电信运营服务商的法律义务，并根据具体案情划分责任大小，酌情合理地支持了受害者的相应赔偿请求，无疑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法律样本，为类似受害者指明了一条有效的司法救济维权路径。

　　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今后类似的官司可能会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天河法院的“先例”判决无疑会成为一个典型判例，极具法律示范效应和价值，给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同类案件提供很好借鉴。因为这种基于“电信服务违约应担责”的判例，遵循了“违约赔偿”的民法原则，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要义，其蕴涵的民事裁判法理是普适的、共通的，司法实践中应予借鉴和通用。

　　如此裁判，对督促强化电信运营商的自律意识、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有效保护人们的正常通讯权利，也具有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符向军（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