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润庠

金润庠（前排戴眼镜）与儿女在一起。

　　●他是上世纪50年代的浙江首富；

　　●他是竺梅先的结拜兄弟，是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副院长；

　　●他曾在抗美援朝时捐过三架飞机；

　　●他是杰出的宁波帮人士———金润庠。

　　■《600个孤儿的母亲》后续

　　近日，记者采访了金润庠的长孙、73岁的金辅政。在他的印象里，爷爷是个“胖乎乎”的老人，对男孩严格，对女孩宠溺，尤其对他这个长房长孙寄予了厚望。

　　金润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岁月斑驳，流年沧桑，只能在金家后人有限的叙述中，约略窥探到他不平凡的一生。记者 陈也喆 

　　书香中慢慢长大

  　１８９０年７月的最后一天，镇海一户姓金的读书人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礼记》中有一句“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父母便给这个面容浑圆的孩子取名“润庠”。

　　他的母亲沙浣珍出身于书香门第，与沙孟海是族亲。她能诗善文，兼通医理。父亲是个传统读书人，寒窗苦读，求取功名。

　　金润庠８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终于中了举人，然而，就在赴任途中，竟意外身亡了。

　　喜事转瞬变成了丧事。从此以后，金润庠的母亲独自撑起一个家，抚养三个儿子和老母亲。

　　沙浣珍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她不安于织虹纺霓、相夫教子的妇道生活。

　　那个年月，女孩不能与男孩一起读书，甚至连读书的机会都很少。沙氏便在宁波办了一个女塾，开浙东女学之先。

　　金润庠在书香中慢慢长大，却没有继续走父母读书报国的路子。小学毕业后，就到汉口立昌生海味号当学徒。

　　人生第一次破产

　　说是做学徒，其实样样都要做。金润庠起早落夜，勤勤恳恳。业余时间，也不闲着，自学英语。

　　几年后，他就到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当办事员。由于做事用心，又博闻敏慧，很受总经理青睐，１９岁便升任杭州分公司经理。

　　过了几年，他有了一定积蓄，并不拿这些钱花天酒地，而是投资开设润丰恒商行，并在法律事务所学习法律。

　　这个颇有生意头脑的少年，一路从镇海到汉口，从汉口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却不是一直都顺风顺水的。

　　那年，他以５万元投入美商光耀桅灯洋行，被聘任为华人经理，正是众人瞩目的时刻。

　　洋行的经理是个美国人，一副彬彬有礼的绅士模样，谁知道，道貌岸然的他竟侵吞全部资金潜逃。金润庠的创业梦想瞬间落空。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破产。

　　在最窘迫的时候，他遇到了竺梅先。

　　兄弟合伙办实业

　　１９１１年，金润庠被总经理派去山东建立分公司，开拓新的事业。

　　那时候，竺梅先在济南担任光复军的军需长。

　　竺梅先虽然头脑活络，人脉颇广，那段时间却因为时常资助别人，手头拮据。

　　像是冥冥中的安排，竺梅先与金润庠，这两个同样陷入窘境的年轻人，在一位名律师的介绍下结识了。

　　两人相谈之下，发现一个是奉化人，一个是镇海人，彼此是老乡，年龄相仿，经历相似，于是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至交，还结拜为兄弟。竺梅先是兄，金润庠是弟，金家的孙辈都管竺梅先叫“爷爷”。这是后话。

　　当时，竺梅先从军装上看到商机，与金润庠商量合伙做军装，承接了大批生意，金润庠在这笔生意中掘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唯有振兴实业，才能救国，竺、金二人也深以为然。

　　于是，竺梅先弃政从商，开始与金润庠合伙做实业。

　　两人接手了两家濒临倒闭的造纸厂，组建华丰、民丰造纸厂，竺梅先任经理，金润庠任协理，开始经营造纸业。

　　竺梅先的社交能力很强，金润庠的生意头脑很灵。他们的合作模式，基本是竺梅先在外应酬，拉拢外国人投资；金润庠管理企业内部的实际问题。

　　那个时候，金润庠认为薄白纸板有很大的商机，两位经理便亲自下车间，与技术人员、工人共同钻研。

　　这种薄白纸板的技术要求很高，他们既无技术，又无专家指导，几经试验，还是失败了。

　　但两人不惜血本，坚持试制。高薪聘请造纸工程师进厂，并邀请浙江大学教授协助研制，终于试制成功。

　　他们还一起合作首创国产卷烟纸，以“船牌”为商标。

　　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卷烟纸，不再受外商欺凌与压榨。不仅为造纸厂赚取了盈利，还挽回了国家的权益和尊严。

　　把商标命名为“船牌”，是希望兄弟俩齐心协力地划桨，中国的实业也能从此扬帆起航。

　　延续竺梅先遗志

　　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１９３８年秋，竺梅先在奉化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收养６００多个战争孤儿。竺梅先担任院长，徐锦华和金润庠任副院长。

　　当时，金润庠是上海商会常务理事，他参与各界人士组成的上海抗敌后援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之一。

　　他协助竺梅先筹捐资金，通过各种关系，从上海和宁波运来不少课桌、椅子、练习簿、书本、风琴等教学用具，教养院就这样办起来了。

　　不久，华丰、民丰两厂陷入敌手。日本人找到金润庠，逼迫他签合同，把厂房租给日本人。

　　金润庠左思右想，签，就等于是汉奸；不签，就是等死。

　　性命攸关，他只好携一家老小，东躲西藏，躲到了重庆。

　　然而，金润庠还是遭到汉奸的多次跟踪暗害。无奈弃厂抛眷，带着长子金志朗避居香港，被迫做贩运和掮客生意。

　　他曾劝慰好兄弟竺梅先一同前往香港：“你那６００个孩子，摊子铺得实在太大了，现在是自身难保啊。”

　　“我既然收养了他们，就不能只顾自己，半途而废。”竺梅先婉谢了兄弟的好意。

　　１９４１年５月，竺梅先在筹粮途中病逝。之后，民丰、华丰两厂均由金润庠掌控，竺梅先的儿子竺培农任副总经理。

　　１９４２年，汪伪政权企图胁迫民族资本家与日伪合作办厂。金润庠赶到上海，与汪伪政府多方谈判，最后由日方承租民丰、华丰两厂，金润庠再将所得租金在上海开办大同企业，经营地产、黄金买卖。

　　抗战胜利后，金润庠从日本人手中重新收回了民丰、华丰两厂，延续竺兄“实业救国”的遗志。

　　１９４９年，蒋介石试图拉拢金润庠去台湾，遭到金润庠的拒绝。国民党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人把飞机票送到金润庠的手里，他还是不为所动。

　　实在逃不过，他只好秘密避居上海圣保罗公寓。圣保罗公寓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居住的地方，金志朗早已为父亲做好打算，租了一套公寓，以备不时之需。

　　汤恩伯一气之下，下令在嘉兴的军统特务炸毁民丰厂。

　　金润庠知道后，立即嘱咐厂里的人，用金条贿赂特务，才使民丰厂完好无损。

　　关心后代的成绩

　　当年，眼看着神州大地被日寇欺凌践踏，金润庠忧心不已。１９４２年，他的长孙出生了，他便给孙儿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辅政”，意思是中国的政治需要改变。

　　抗美援朝的时候，金润庠已经是“浙江首富”了，捐了三架战斗机的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减轻国家的负担。

　　在金辅政的印象里，爷爷，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略微发福的他佝偻着身材，看到孙儿辈就眯着眼睛慈爱地笑着；看到金辅政这个长房长孙，却总是板起脸来：“把成绩单给爷爷看看。”然后戴着老花镜，一栏一栏地看。

　　金辅政小时候活泼好动，成绩却很好，每门几乎都是最高分５分。可是爷爷看到了，从来不说一句好。

　　只有政治这一科，总是４分。爷爷扫了一眼，便吹胡子瞪眼：“为什么政治成绩最差？你想一想你的名字。”

　　其实，这扣掉的１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家的成分是资本家，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因为金辅政平日里调皮捣蛋。

　　在金辅政眼中，爷爷有些不拘小节。有时候在外忙生意回家晚了，也不兴师动众让人做一桌饭，往往是煎两个荷包蛋，一碗酱油汤，放点葱花，应付一下了事。

　　他吃得不多，却有些大腹便便，穿西装时，口袋里的商标总会被肥胖的身躯挤到外面，很不好看。

　　有人建议他“布料做宽松些就好了”。他摇摇头，笑笑说：“省布料。”

　　为人民办些福利

　　金润庠晚年的时光，是他年纪最小的太太王淑芳陪伴的。

　　她比他小了２８岁，是一个传统的妇人。

　　金润庠后来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因为身体愈来愈差，王淑芳总是亲自陪着丈夫去北京，一路上悉心照料。

　　王淑芳今年９７岁了，居住在杭州，一个人过得清贫安乐。

　　有人打抱不平：“你曾是浙江首富的太太，你现在怎么过得这样平淡？”

　　她也只是笑笑，名利都是过眼云烟。

　　１９６１年夏天，金辅政考上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他满以为爷爷这一次总该好好表扬他了。他是爷爷所有的希望与寄托。

　　可就在这个时候，爷爷金润庠因病去世了，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孙子考上了浙大。

　　７１岁的金润庠在病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人民办些福利事业”。

　　子女们根据他的遗愿，将２０万元捐献给浙江省工商联。

　　这么多年过去了，金家与竺家的后代依然来往密切。金辅政的夫人，是竺梅先儿子竺培农的过继女儿。

　　金润庠与竺梅先的兄弟情谊，就这样延续着。

　　照片由金辅政、刘世雄两位先生提供

　　感谢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